三十年代

到了三十年代，塞纳河左岸的风景改变了，所谓“迷惘的一代”——其实这一代人真的不应该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已经长大成熟并且功成名就。我的许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国，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怀念过去发现某一家小型文学评论或小出版社的那种乐趣。二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年代，因为那时刚从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而三十年代则要进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并且面临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有几位好朋友还是留在拉丁区里，海明威在圣苏普勒教堂（Saint 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麦克莱许夫妇计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定居下来，我们不得不和庞德告别，因为他更喜欢意大利的拉普罗（Rapallo），但是我们还有乔伊斯，尤金和玛丽亚·约拉斯，杂志《变迁》，还有克里斯街上住着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于圣母院广场街（Notre Dame des Champs）的一家锯木场的楼上，他的许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们常能看到他戴着丝绒的贝雷帽走出走进。凯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0]的公馆也在那里。

凯瑟林·安妮有一只长得很帅的名叫船长（Skipper）的公猫，它的女主人很会做菜，船长也就越来越胖。凯瑟林发明了一种瑞典式的运动系统，将滑轮挂在一棵树上，这样可以强迫船长在花园里锻炼身体，但是，船长天生就不是苗条的那种猫。

有一天，船长死里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门那里看路人过往，有一个女人居然要把它装进一个大筐里，幸亏它的女主人出来及时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猫！”如果晚一分钟，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许多肥猫失踪，因为他们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 James Briggs）］曾经邀请凯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国妇女俱乐部里去做过一次演讲，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演讲”之类的活动的，但是，她的演讲，就像她平时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一样，非常精彩。后来，她也把演讲的打字稿送给我保存。

二十年代末，阿兰·泰特（Allen Tate）[11]取得了一笔奖学金后第一次来巴黎时，我们就成了朋友。现在，他带着妻子卡罗兰·泰特（Caroline 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凯瑟林·安妮·波特一起与他们见面。我觉得这两位的作品虽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极，但在当代文学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对他那一代诗人进行一个总结，我认为阿兰·泰特应该占到比较高的地位。这些诗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独特，他们的原创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读阿兰·泰特的诗作，就像阅读优秀的英国诗歌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塞纳河左岸的苏让别墅（Villa 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活动的中心[12]，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声音更响了。他有一位长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爱的安娜斯·尼恩（Anais Nin）[13]小姐。有一天，他俩一块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写作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将文学与性爱相结合。我建议他将手稿给杰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这位文坛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欢那种赤裸裸的性爱主题，他出版了《北回归线》、《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欢米勒自己在苏让别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 Hamlet），接着是一本书名很有庞德风味的小书《金钱以及它如何变成这样》（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米勒中心的消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开信”，标题为《你要拿阿尔夫怎么办？》（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Alf?）[14]，阅读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在《时光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出版之后没多久[15]，就来到巴黎，也来了我的书店。他说麦克斯·伯金斯（Max Perkins）[16]给了他一张支票，然后把他送到开往欧洲的船上。他谈起乔伊斯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还说，他正在试图摆脱那种影响。毋庸置疑，伍尔夫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但是对人情世故却有诸多不满。他到巴黎来时，带来一封给阿德莲·玛西（Adelaide Massey）夫人的介绍信，后来，是玛西夫人一直像母亲一样地照顾着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别人的照顾。

我亲爱的玛西夫人，是穷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老家是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堡（Middleburg）。她一边在英国学院（British Institute）学习，一边帮助玛丽·瑞芙修女（Sister Mary Reeves）进行慈善工作，她可是瑞芙修女的左右手，她还要抽时间到莎士比亚书店里当义工。［她现在仍然从事着由安·莫根（Ann Morgan）发起的救济工作，并因为她的贡献被授予勋章。］她对写作很感兴趣，但只局限于别人的写作。她其实也很有写作的才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可以也应该从事创作，只有她自己不这么认为。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店里找不到帮手，玛西夫人每天都来救援。还有一段时间我年轻的助理经常感染一些孩子的疾病，玛西夫人总能来填补空缺，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有一次，我出门好几天，等我回来时，发现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感染了麻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而玛西夫人正忙着为整个书店消毒。

我一直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我的助理们一份像样的工资，所以他们来为我工作真是得不偿失。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总是有朋友愿意来帮忙，他们不在乎我有多难弄，也不在乎我的书店里的诸多缺陷。

从我的书店开张之初，经过三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总有人愿意来做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我的第一和第二任助理完全是为我做义工，她们是路西亚·舒伍夫（Lucie Schwoff）和苏珊娜·麦和比（Susanne Malherbe）。然后是玛西尼·莫丝乔斯，她在书店里工作了九年。我所有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专业的助理是简·凡·米特（Jane van Meter），现在是卡尔顿·辛曼夫人（Mrs.Charlton Hinman），她的丈夫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我当时在巴黎的《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一则找助理的广告，米特小姐前来应征，能有她当助理，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在三十年代后期，虽然战火近在眼前，我可爱的教女西尔维亚·彼特（Sylvia Peter）还是从芝加哥到巴黎来读书，并在我的书店里帮忙。接任她的是能力很强的埃莉诺·奥登伯格（Eleanor Oldenburger），然后是那位迷人的女孩普利斯拉·克特斯（Priscilla Curtiss），她临走的时候真让我难分难舍，如果不是战争迫在眉睫，她是会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