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恐惧的苦痛：仿佛一个冰凉的钢环紧紧绕住我跳荡的心房。一大早，报童已送过报纸，可送奶的还没来，破晓的鸟鸣声声，一辆带喇叭的英国装甲车沿街行驶，把我和大家都吵醒了。他们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广播，六点半开始宵禁，解禁时间另行通知。如果发现有人外出，他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光着脚，眼皮还黏在一起，爬到了父母的床上。我感到僵冷，不是因为寒冷，而是被鬼魂附身者的预言攫住：他们会发现。很快。多可笑的藏匿地点。根本就不是什么藏匿地点，只是一个浅棕色的纸包插进了一排封面略浅的书中。它又厚又宽又高，因而在书中显得突出，就像用粗布把自己装裹起来的歹徒，挤进了修女的队伍中。爸爸、妈妈会被关进俄罗斯庭院，或被带到阿卡监狱。他们甚至可能会被流放到塞浦路斯、毛里求斯或厄立特里亚，也可能被带到塞舌尔群岛。“放逐”一词犹如匕首刺穿了我的胸膛。

我孤零零一人在家里做什么，正如我所知，这个家很快就会由小而舒适变得大而邪恶，一夜夜、一周周、一年年，孤零零一人在家，孤零零一人在耶路撒冷，完全孤零零，因为我的祖父母（父母双方的）、姨妈和伯伯们都被希特勒杀害了，等他们到了这里，会把我从放笤帚的柜橱里那可怜的藏身地点拖出，把我也给杀了。醉醺醺的反犹英兵，或是好杀戮的阿拉伯帮。因为我们是少数，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始终正确，但我们始终是少数，四面受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邓洛普军士除外？你去他那里刺探，从他那里窃取秘密。叛徒，叛徒。命该如此。）

我们三人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直到传来爸爸平静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绘出常识的圆环。

“报纸。我们还有三十二分钟。我确实有时间去取报纸。”

妈妈说：

“请待在这里。不要去。”

我支持她，尽量让声音更像爸爸，不像妈妈：

“真的不要出去，爸爸。为取报纸而冒险确实不理智。”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仍然穿着蓝色睡衣，后开口的黑拖鞋，不以为然地微笑着，好像他为我们在丛林中猎取狮子后归来。他把报纸递给妈妈。

我帮他们折起床，床一合拢，就立刻伪装成了诚实的沙发。它没有什么可疑的，甚至不要想象它有完全私密的内在空间——隐藏起来的床垫、枕头、床单和睡衣。听都没听说过。

我把五个靠垫摆放在沙发上，完全等距离。我也把自己的床收拾好。我们还草草洗漱，穿衣，把一切收拾停当，整理桌布，甚至把妈妈的便鞋塞到沙发底下，自始至终，遵守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协议，谨防看纸包的方向。由于某种原因，纸包在夜里决定自己要引人注目。它突出地站立在波兰文的世界文学精品中央，就像中学里早上点名的笨拙士兵。就在妈妈要整理花瓶里的花，爸爸正更换书桌上吸墨台里的报纸，让我去厨房布置桌子时，传来了敲门声。爸爸立即回应，讲的也是英语，也彬彬有礼：

“请等一下。”

他开开门。

我吃惊地看到他们只有三个人：两个普通士兵（其中一人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因此半边脸是红的，像屠夫的肉），一个窄胸、瘦长脸的年轻军官。三个人都身穿长短裤，卡其色的袜子与短裤在膝盖附近几乎交会。两个士兵手持冲锋枪，枪管冲着地面，仿佛低垂着眼帘，确实不光彩。军官拿着一把手枪，也把枪口朝下；手枪看上去与邓洛普军士的手枪一模一样。（也许他们是他的熟人或者朋友？要是我立刻告诉他们我是邓洛普军士的朋友会怎么样？他们会放弃搜查，甚至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那样我们就能和他们说话，最终让他们睁眼瞧瞧他们使我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爸爸在说“请进”时，带着尤为明显的殷勤。瘦军官惊诧片刻，仿佛爸爸的殷勤把搜查这户人家变成了极其粗鲁的行动。他为这么早就来打扰我们请求原谅，解释说，不幸的是，他有责任迅速查看一下，弄清一切是否正常。他不假思索地把手枪放回枪套，扣上扣子。

他方和我方都有片刻的踟蹰，不清楚接下来做什么。在检查之前，他方和我方还需说什么吗？

当俄巴迪亚大街诊所里的格里皮尤斯医生给我体检时，她总是难以找到恰当的词句让我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妈妈和我会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她鼓起勇气，用带德语口音的粗哑希伯来语说：“请脱下所有的衣服，只是不需要脱内裤。”她说内裤时，显然局促不安。仿佛她觉得应该有不太丑陋、不太尖锐的词汇。（实际上，我想她是对的。）建国不久，格里皮尤斯医生爱上了一个美国盲诗人，追随他去了塞浦路斯。三年后，她孑身归来，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诊所，只是模样有些变化，平添几分苦涩与瘦削。尽管她实际上没有消瘦；也许是人缩了，枯了。但正如我以前所说，没有规则我就无法生活，甚至无法入睡。因此，格里皮尤斯和她的美国盲诗人，她从法马古斯塔带回的长笛，她有那么两三次在早晨吹出的奇怪曲调，她的第二任丈夫，一个甜食进口商兼抗遗忘专利的发明者，还有形容身体私处和内衣细目的词汇是否合适等整个问题，得留待另一个故事。

军官恭敬地对爸爸说话，就像一个学童对老师说话：

“请原谅。我们要努力快点，但同时我恐怕必须请你们不要离开这里。”

妈妈说：

“我可以给你们倒杯茶吗？”

军官充满歉意地说：

“不，谢谢。我在上班。”

爸爸用希伯来语，用他那镇定、得体的口气，抗议说：

“你太敬业了。不必这样。”

从职业角度看，搜查并没有赢得我的认可。（我已经偷偷地慢慢向前走了四五英尺，走到门厅，我在那里可以观察到家中的大部分。）

士兵们仔细查看我的床下，打开我卧室的壁橱，把衣架推向一边，挨个戳弄挂着衬衣和内裤的衣架，扫视厨房，草草看过洗手间，出于某种原因集中查看冰箱，上上下下查了个遍，敲打两处墙壁，同时，军官检查爸爸挂在墙上的地图。脸上有烧伤的士兵在门厅找到个松动的衣钩，查看它的松动程度，直到军官气冲冲地说，如果再不小心，就会把衣钩弄坏了。士兵顺从地不再管它。当他们都走进我父母的卧室时，我们跟了进去。军官显然忘了我们应待在门厅一角。图书馆之大显然令他吃惊，他犹豫着问爸爸：“请原谅，这里是学校吗？还是一个宗教膜拜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