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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在盖乌拉大街乘坐9路公共汽车，经过布哈拉人居住区、先知撒母耳大街、义人西蒙街、美国人居住区和甲拉酋长区，到守望山上的大学楼，他在那里勤奋地攻读学位。他去听从未很好掌握希伯来语的库夫纳教授开设的历史课程，汉斯·雅考夫·泊洛斯基教授开设的闪语语言学，乌巴托·摩西·大卫·卡苏陀开设的《圣经》研究课，以及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作者开设的希伯来文学课。

约瑟夫伯伯肯定鼓励我的父亲，他最好的学生之一，然而有机会时，他从来没有选他做助教，故而没有给那些恶语嚼舌根的人以任何口实。对克劳斯纳教授来说，避免其令名遭受诽谤尤为重要，于是乎可能对弟弟的儿子，自己的血亲，表现出不公。

在某本书的扉页上，无子嗣的伯伯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我的爱侄，与我情同父子。爱他犹如爱自己灵魂的约瑟夫伯伯。”爸爸曾经苦涩地调侃说：“倘若我们没有关系，倘若他少爱我一些，天晓得，我现在可能会是文学系的一个讲师，而不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了。”

那些年，这件事就像我爸爸灵魂深处的一个脓疮，因为他确实应该像他的伯伯，像在维尔纳教文学并死在那里的哥哥大卫。父亲拥有令人惊叹的渊博知识，是记忆力超群的优等生，世界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专家，自由运用多种语言，精通《托塞夫塔》注、《密德拉希》注文献、西班牙犹太人的宗教诗歌，以及荷马、奥维德、巴比伦诗歌、莎士比亚、歌德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像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绝对诚实，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教师，可以言简意赅地讲解蛮族入侵、《罪与罚》、潜水艇的工作原理，或者是太阳系。然而从来没有得到机会站在一班学生面前，或者拥有自己的弟子，而以图书管理员和编目员的身份终其一生，他写了三四部学术著作，主要在比较文学和波兰文学领域，为《希伯来百科全书》撰写了几个辞条。

1936年，他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谋到了一个小职位，在守望山工作了约有二十年，1948年后转到塔拉桑塔楼，先做单纯的图书管理员，最后给部门主管普费弗曼做副手。当时的耶路撒冷到处是波兰和俄国移民，以及从希特勒魔爪下逃脱出来的难民，其中不乏著名大学的杰出泰斗，教师和学者的数量比学生还要多。

在50年代末期，爸爸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未能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谋得特聘教师的职位。克劳斯纳教授掌控时期，若是聘用了自己的侄子，恐怕别人会说三道四。克劳斯纳的继任、诗人西蒙·赫尔金教授试图通过根除克劳斯纳的文学遗产、教学方法乃至其风气的方式另起炉灶，当然不想任用克劳斯纳的侄子。在60年代早期，父亲到新建的特拉维夫大学碰运气，但在那里也不受欢迎。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在当时比尔谢巴正在兴建的学院即后来的本—古里安大学成功谋到一份文学教职。父亲去世十六年后，我自己成了外聘文学教授，一两年后成为全职教授，最后被任命为阿格农研究中心主任。在这当中，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均向我发出聘我做全职文学教授的慷慨邀请。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移山者，未曾有过做研究的天赋，一看到脚注脑子里就一头雾水。注爸爸的一根小手指头就比我这样的空头教授专业十几倍。

扎黑家的那套住房有两间半小屋，位于三层小楼的一层。那套房子的后屋由以色列·扎黑、他的夫人埃斯特和扎黑年迈的父母居住。我爸爸住在那套房子的前屋里，开始是和父母住，后来单独住，最后和我妈妈一起住。房门单开，通往游廊，接着下几级台阶，走进窄小的前花园，出去便是阿摩司街。那时的阿摩司大街不过是条泥泞小道，没有车道，没有人行横道，仍然是这一堆那一堆的建筑材料和拆得七零八落的脚手架，饿得无精打采的猫在里面游荡，几只鸽子在那里啄食。这条路每天会来三四趟驴车或骡车，拉建筑用的金属杆，要么就是卖煤油人的车，卖冰人的车，卖牛奶人的车，收破烂人的车，他们沙哑的叫卖声总是令我血液凝固。整个童年我都在想象中遭受警告，不要生病、衰老和死亡，尽管死亡离我还很遥远，但逐渐会不可阻挡地来临，如同蝰蛇秘密爬过黑油油乱糟糟的草木，准备从背后袭击我。意第绪语中的呐喊“各种药物”在我听来像希伯来语词汇“不要衰老”。直至今日，这叫声仍让我脊梁骨冒凉气。

燕子在花园里的果树上栖居，而蜥蜴、壁虎和蝎子在岩石的缝隙间穿来穿去。偶尔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乌龟。孩子们在篱笆下面打洞，开辟出一张遍布邻居后院的捷径网络，或者是爬上房顶观察施内勒兵营里的英国士兵，或是遥望周围山坡上的阿拉伯村庄：以萨维亚、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利夫塔、尼比萨姆维尔。

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三本书。我崇敬他，是因为我听说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在创作学术著作，从注释，从其他的书，从书单，从字典，从卷帙浩繁的外国巨著和墨迹斑斑的索引卡片中汇整着一本本书，但是扎黑先生却撰写“出自大脑的书”。（我父亲经常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

冬天的夜晚，我父母圈子里的一些人经常聚会，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对面的扎黑家里。有哈伊姆和汉娜·托伦、施穆埃尔·维尔塞斯、布来曼一家人、夸夸其谈的大侃家沙龙—施瓦多伦先生、红头发的民俗学者施瓦茨鲍姆、在犹太代办处工作的以色列·哈纳尼及其夫人埃斯特。他们吃过晚饭后，七点或者七点半钟前来，九点半离开，那时间已被视为晚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喝着热乎乎的茶，轻轻咬着蜂蜜蛋糕或新鲜水果，义愤填膺地谈论我无法理解的话题，可是我知道，有朝一日我会理解的，我将参加讨论并发表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决断性论证。我甚至可以设法让他们刮目相看，我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也用自己的头脑写作，或者是像比阿里克和亚历山大爷爷和列文·吉普尼斯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博士那位体味令我永远铭记的医生——发表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