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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范妮娅在罗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亚·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塞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不是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创造了猪,不讨厌它,他们杀小猪时,小猪吱吱大叫,用遭受折磨的小孩的声音祈求,上帝看到并听到咕哝声,像怜悯人一样怜悯受罪的小猪。他对小猪的怜悯,与对遵守戒律终生崇拜他的拉比们和哈西德教徒的怜悯一模一样。
因此不是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在去以色列土地的路上,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大吃大嚼熏猪肉、腌猪肉、猪肉香肠,显得不合时宜。于是我便吃很棒的白面包,面包那样精致,营养丰富。夜里我睡在甲板下面三等舱的寝室里,旁边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希腊姑娘,小孩顶多三个星期大。晚上我们二人经常把孩子放在床单里摇,这样她便止住哭声睡着了。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姑娘依依惜别。
我甚至记得在那一刻,我的脑际迅速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非要去以色列土地?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吗?可是那个希腊姑娘,也许连什么是犹太人都不知道,比整个犹太民族跟我更加亲近。这个犹太民族那一刻在我眼里像汗津津的庞然大物,正在引诱我走进它的腹中,这样就可以用它的消化液把我整个吞吃。我对自己说,索妮娅,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吗?真奇怪,在罗夫诺,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被犹太人的消化液吞噬。我到这里之后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那时,在回以色列的船上的那一瞬间,希腊婴儿已经在我的腿上睡熟,透过衣服我可以感受到她,那一刻仿佛她真的是我肉中之肉,纵然她不是犹太人,纵然有敌视犹太人的暴君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注。
一天清早,我甚至可以确切告诉你某日某时……在1938年12月28日,1938年即将结束的前三天,哈努卡节刚过,那天天气晴朗,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暖暖和和地穿好衣服,一件毛衣,一件短大衣,我走上甲板,看着前面灰蒙蒙的云际。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只看见几只海鸥。突然,冬日从云际后面喷薄而出,云际下是特拉维夫,一排排的建筑群,粉刷得雪白的房子,不像波兰或乌克兰村庄小镇,不像罗夫诺、华沙或者的里雅斯特,但是像塔勒布特教室里的图片,像我们的老师门纳哈伊姆给我们看的绘画和照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我无法描述,喜悦即刻涌上喉咙。忽然间我只想大声叫嚷,欢声歌唱,这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很有意思,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情感,归属感,拥有感,在家里没有,在果园里没有,在面粉厂里没有,从来没有,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平生从来没有过,不论在那天早晨以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快感:终于到家了,终于可以拉上窗帘,忘记所有的邻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在这里我用不着总是约束自己,不必为任何人感到害羞,不必担心农民们怎么看待我们,神职人员会说些什么,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感觉,我用不着努力去给非犹太人留下好印象。即便当我们在霍伦买下第一套房子,或者维塞里大街的这一套,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有自己家的感觉该有多好。那天早上七点,我望着自己从未去过的城市,那片从来没有驻足的土地,那些平生从未见过、样子滑稽可笑的小房子,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有点可笑,有点傻,对吗?
十一点钟,我们带着行李登上一艘小汽船,水手是个高大的乌克兰人,浑身冒汗,有点恐慌,我刚用乌克兰语友好地谢过他,想给他一枚硬币,他就大笑起来,突然用纯正的希伯来语说,美人儿,你这是怎么啦,没这个必要,干吗不亲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