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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1971年7月28日,我在《直至死亡》注1一书出版几个星期后,收到母亲这个朋友的一封来信,她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觉得你父亲去世之后,我对你做得不好。我非常沮丧,无所事事。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我们的房子很可怕……我没有力气更换任何东西),我害怕出门……情况就是这样。在你的小说《迟到的爱》里的那个人物身上,我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他显得如此熟悉,离我们非常之近。《直至死亡》……我曾经听过一次广播剧,你在接受电视访谈时读过它的片断。在我房间墙角的电视机里,出人意料地看见你,真是妙不可言。我想知道小说的出处……它的确十分独特。我无法想象,当你描写恐惧与忧虑时,内心里在想什么。令人不寒而栗。对犹太人……突出的形象,不光是受难者……的描述给我印象至深。还有水蚀铁的描述……以及既非现实又非旅行终点的耶路撒冷画面,那不过是对世上本不存在着的某种地方的渴望和向往。你书中字里行间出现的死亡,是我从未想象到的……然而我在不久以前曾渴望死亡……我现在不同寻常地想到了你妈妈的话……她预见到我人生的失败。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的弱点流于表面,我适应能力强。现在我觉得有点崩溃……奇怪,多年来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土地上,现在梦想化作了现实……我生活在此地就像一场噩梦。不要在意我所说过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要回应。上次我看见你时,你正和你父亲吵得不可开交,我没有意识到你是性情阴郁的人……我们全家问候你。我很快就要当奶奶了!致以友谊和爱,莉莉亚(莉)。
在写于1979年8月5日的另一封来信里,莉兰卡这样写道:
……但是现在就不说它了,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相逢,那么就可以谈论我从你话里联想到的问题。你在书中的《自传札记》里提到你母亲‘由于绝望或期盼而自杀’,‘有些事情出了问题’,你在暗示什么?请原谅,我触到了创伤,你父亲的创伤。这创伤对你来说更为特别,甚至……我的创伤。你不知道我有多想范妮娅,尤其是最近。我把自己独自一人留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我想她。也想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她叫斯提法,她含悲忍痛在1963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位儿科医生,她的人生中充满了一个接一个的不幸,或许因为她相信男人。斯提法只是不想去领会某些男人会干出什么。我们三人在30年代关系非常密切。我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注,朋友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在1971年和1973年两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没有成功。我不会再试了……现在和你谈你的父母,还不是时候……许多年已经过去……不,我还没准备用笔写下要说的一切。有朝一日我只能用书写来表达。或许我们将再次见面……到那时许多事情都会改变……顺便说一句,你应该知道你妈妈和我以及罗夫诺青年卫士的一些成员认为小资最为糟糕……我们的背景相似。你母亲从来就不是‘右派’……她只是嫁进了克劳斯纳家后,佯装与他们相像。
1980年9月28日,又一封来信中写道:
……你妈妈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也把你们的家庭给毁了。然而这并非她的过错……记得1963年,你坐在我们家里……我向你保证,我有朝一日会写写你的母亲……然而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甚至连写一封信都很困难……要是你知道,你妈妈从童年时代起多向往成为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创作者就好了!要是她能够看到你有今天就好了!她为什么没看见呢?或许在私人谈话里我能够比较大胆,告诉你我不敢写的东西。爱你的,莉莉亚。
我父亲在去世(1970年)之前,有机会读到了我最初的三本书,并非全然喜欢。我妈妈只读过我在小学里写的几篇故事,以及我想打动缪斯女神时创作的几首幼稚的儿童诗。妈妈喜欢向我讲述缪斯是存在的。(爸爸不相信缪斯,正如他始终蔑视仙人、巫婆、创造奇迹的拉比、小精灵、各色各样的圣人、直觉、奇迹和鬼魂。他把自己视为“拥有俗世世界观的人”,他相信理性思维和艰苦的智慧劳作。)
要是我妈妈读过《直至死亡》中的两篇小说,她是否会用与友人莉兰卡相似的话语做出回应,“渴望并向往世上本不存在的某种地方”?难以知晓。梦幻中的忧愁,无法表达的真情,以及浪漫的苦痛,这层朦胧的面纱遮住那些衣食无忧的罗夫诺青年女子,仿佛她们那里的生活,永远在中学院墙内被漆成两种色调:忧愁或欢乐。不过,妈妈有时候反叛这单一的色调。
20年代那所学校课程设置上的某些东西,抑或是侵入妈妈和她年轻朋友心房里的某种深藏着的浪漫霉菌,某种浓烈的波兰—俄罗斯情感主义,某种介乎肖邦和密茨凯维奇之间的东西,某种介乎《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拜伦勋爵之间的东西,在崇高、痛苦、梦幻与孤独之间那模糊地带的东西,各种各样捉摸不定的“渴望和向往”欺骗了我母亲大半生,诱使她最终屈服,并在1952年自杀。她死时年仅三十八岁。我十二岁半。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发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就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肝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地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他们要是有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说一声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花瓶底下,留张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