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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一切全放到了我肩上。当汉娜和米海尔在1950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在塔拉桑塔学院的楼梯上初次相遇（见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后来在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大街的阿塔拉咖啡馆里再次见面，汉娜鼓励性格腼腆的米海尔讲讲他自己，可是他却向她谈起了他那位鳏居的父亲：

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注

多少年来，父亲没有放弃希望：约瑟夫伯伯的衣钵终将落在他身上，倘若我能继承家庭传统成为一名学者，他会适时把衣钵传给我。他所从事的枯燥无味的工作，使他只能夜间做研究，因此倘若衣钵传给了他，也许他唯一的儿子能够继承。

在我看来，妈妈想让我长大后，表达她无法表达的东西。

随后几年，他们不断地提醒我，在咯咯轻笑与骄傲中提醒我，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提醒我，在扎黑一家、鲁德尼基一家、哈纳尼一家、巴·伊兹哈尔一家以及阿布拉姆斯基一家面前，他们总是提醒我怎么做，那时我只有五岁，两个星期前才学会字母，我在父亲的一张卡片背后用大写字母写上“作家阿摩司·克劳斯纳”，别在我小房间的门上。

甚至在不知道怎样读书之前，我就知道怎样做书。父亲伏案工作，疲倦的头在昏黄一片的台灯光里来回晃动，缓慢而辛勤地朝桌上蜿蜒在两堆书之间的山谷行进，从面前打开的一卷卷书中挑出各种细节，采摘出来，将其举到灯下，检查，分类，抄在小卡片上，然后把它们一一摆放到智力玩具里的恰当位置，就像穿一串项链，这时我悄悄进去，踮起脚尖站在父亲身后。

实际上，我自己也像他一样工作，像个钟表制造商或老派银匠：一只眼睛觑起，另一只眼睛放在钟表制造商的放大镜上，两只手指拿着一把精致的镊子，书桌上放着一些纸片，而不是卡片，我在上面写下各种各样的词语，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一些拆分了的句子、惯用法和表达描写的碎片，以及各种暂时性的组合。我时不时挑出其中一个颗粒，文本中的这些分子，用我的镊子小心翼翼地夹到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翻过来掉过去，弯腰擦拭或磨光，再举到灯下，再轻轻擦拭，接着弯下身子将其放到我正在编织的作品中。接着我从不同角度审视它，尚未完全满意，我再次将其取出来，换上另外一个字，或是把它放到同一个句子里的另一个位置，接着再拿走，使它再精练一点，试图再去安装，也许角度有点不同，要么就是对它重新调遣，也许放到句子后边，要么就是放在下个句子句首。要么就是将它拦腰砍断，使之自成一个独词句？

我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回到书桌边，凝视片刻或更久，然后把整个句子都删掉，或把整页都撕去。我绝望地放弃，我大声诅咒自己，诅咒整个写作，整个语言，尽管如此，我还是坐下来，重新开始把一切组合起来。

创作一部小说，我曾经说，好似试图搭起以东注山峦。或像用火柴棍来建造整个巴黎的楼群、广场和林荫大道，乃至街上的最后一条长椅。

倘若你写八万字的小说，你至少得做二十五万次决定，不光是决定情节的提纲，谁生谁死，谁会陷于情网谁会背信弃义，谁会发迹谁会干蠢事而出丑，人物的名字和面貌，习惯和职业，章节划分，书的名称（这些是最为简单最为一般的决定），不光决定叙述什么粉饰什么，谁先谁后，什么要详细说明什么间接提起（这也是相当一般的决定），而且你还要做数以千计较为细微的决定，比如，那一段倒数第三句话是写“蓝”还是“微蓝”，或者该是“淡蓝”？或者“天蓝”？或者“品蓝”？或者确实是“灰蓝”？灰蓝这个词可不可以放到句首，还是只能放在句尾才可以出彩？或者放在句子中间？或者它只能用在由许多从句组成的复杂句中？或者最好只写五个字“那晚的亮光”，不加任何色彩，不管是“灰蓝”还是“略带灰蓝”还是其他什么。

早自童年时代起，我就是旷日持久的彻底洗脑运动的牺牲品：约瑟夫伯伯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的图书神殿，父亲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大街我们住房里的书籍紧身衣，妈妈的书籍避难所，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邻居扎黑先生的长篇小说，我父亲的索引卡片和文字游戏，甚至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带有刺鼻气息的拥抱，以及阿格农先生，他用无核葡萄干投下了几个阴影。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暗地里根本就不理会别在房间门上的卡片。有好几年，我一直梦想长大成人，逃脱这些水泄不通的书，做个消防队员：火与水，消防制服，英雄主义，闪闪发亮的银色钢盔，消防警笛呼啸，姑娘们的目光，一闪一闪的消防警灯，街上的恐慌，红色机车雷鸣般的猛攻，身后拖了一条恐怖的尾巴。

接着是云梯，水管不住地延伸，火光映衬在红色机车上，像喷涌而出的鲜血，最后，高潮来临，一个姑娘或女人昏迷不醒被抬在勇武营救她的人的肩膀，牺牲自我忠于职守，烧焦的皮肤、睫毛和头发，地狱般令人窒息的浓烟，随即便是赞扬，被救女子那一道道泪水的爱河满怀倾慕与感激涌向你，那是最漂亮的人儿，是你用自己轻柔的手臂勇敢地把她从火焰中解救出来。

但是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我在臆想世界里一遍遍地从熊熊燃烧的火炉里营救的人是谁，是谁在用爱回报我？也许这样问话的方式并不对，不如问：在那个好幻想的愚蠢孩子狂妄自大的心里究竟出现了何种不可思议的可怕预兆，暗示他，但不把结果显示给他，向他发出信号，但在时间允许之时没给他任何机会去解释妈妈会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出事的模糊暗示。

我已经五岁了，一遍遍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沉着勇敢的消防队员，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勇敢地冲进熊熊燃烧的火焰，冒着生命危险把昏迷不醒的她从烈火中营救出来。（而他那软弱无力巧于辞令的父亲只会站在那里发愣，无助地盯着火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