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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亭里，有五六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子。我避开她们。接着一些男孩子吵吵嚷嚷地从我旁边走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树下散步，说着悄悄话，但谁也没碰谁。在果园的另一边，墙角附近，一棵桑树枝繁叶茂，有人在它粗糙的树桩旁边搭了一条长凳，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正双膝并拢坐在那里。她黑头发，黑睫毛，脖子细长，双肩瘦削，剪短的头发垂到额头，在我看来，那额头被某种好奇而快乐的光从里面照亮。她身穿一件米色上衣，外面是条宽带海军蓝长裙，上衣领口别了一枚象牙胸针，令我想起施罗密特奶奶的胸针。

乍看之下，这个女孩好像与我年龄相仿，但是她微微隆起的外衣，不再幼稚的好奇目光，还有那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露出的警觉（在我的眼睛尚未移开的刹那），表明她一定比我大两三岁，大概有十一二岁。然而我还是设法看到，她的两条眉毛又粗又黑，几乎连在了一起，与精致的五官形成鲜明对照。她脚下有个小孩，大约三岁的鬈发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他跪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捡地上的落叶，并把它们排成一个圆圈。

我壮着胆子，一口气向这个女孩倾泻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法语词汇的四分之一，也许不像一只雄狮面对群狮，却比较像楼上房间的一只鹦鹉。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微微欠身，渴望建立联系，这样便可以消除所有偏见，促进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和解。

“小姐，你好。我是阿摩司。你呢，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看看我，没有微笑，两道耸起的眉毛令她显得神情严峻，与年龄不相称。她点了几下头，仿佛做了决定，同意自己的做法，考虑再三，确认了结果。她的海军蓝裙摆垂到了膝下，但映入我眼中的却是她褐色的腿肚，在裙摆和配有蝴蝶搭扣的鞋子中间，光滑而女性化，已经成熟。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又一次避开目光，看着她的小弟弟，小弟弟默默地看着我，没有猜疑，然而也没有微笑。他那黝黑冷静的面庞突然显得和她一模一样。

父母、邻居、约瑟夫伯伯、老师、叔叔、阿姨告知我的一切，还有种种谣传，那一刻重又响彻在我的耳畔。他们在安息日，在夏日夜晚，在我们家后院喝茶时谈论的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不信任与敌意，英国人的阴谋诡计种下的恶果，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煽风点火说我们如何可怕，激起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仇恨。我们的任务，罗森多夫先生曾经说，是打消疑虑，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实际上是正面甚至友好的民族。总之，某种使命感赋予了我勇气，向这个陌生姑娘说话，并试图开始和她交流。我是想用几个富有说服力的词语向她说明，我们的动机多么纯真，在两个民族内部搅起冲突的阴谋多么可憎，整个阿拉伯民众——具体表现为这个嘴唇精巧的女孩——花点时间，与彬彬有礼并令人愉快的希伯来人相处，该有多好，而我，则是这个希伯来民族的具体体现，一个能说会道的使者，年仅八岁——快八岁了。

但是，我事先没有想过，我在开场白里把储备的外国词语快用完了，这之后我该怎么办。我怎样启迪这个健忘的女孩，让她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返回锡安是正义之举？用手势？用肢体语言？我怎能不用语词就可以使她承认我们回归土地的权利？我怎能，不用语言，就可以为她翻译车尔尼霍夫斯基“啊，我的土地，我的故乡”？或是杰伯廷斯基“那里，阿拉伯人，拿撒勒人和我们／将在欢乐中痛饮／约旦河两岸／飘扬着我们那纯洁的旗帜”？总之，我就像那个傻瓜，知道怎样把兵向前走两格，不假思索地做了，但这之后丝毫也不知道下棋规则，甚至连棋子的名称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样走子，上哪儿走，为什么走。

迷失。

但是女孩子回答了我，用的确实是希伯来语，她没有看我，双手张开放在裙子两侧的凳子上，眼睛盯着她的小弟弟，他正躺在叶子中央的一块小石头上。

“我叫阿爱莎。那个小家伙是我弟弟阿瓦德。”

她还说：

“你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

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绝对不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而是他们朋友的儿子。我父亲是个相当重要的学者，一个乌斯塔兹，我父亲的伯父甚至是个更为重要的学者，甚至举世闻名，是她那位令人尊敬的父亲阿里—希尔瓦尼先生本人建议我到花园里来，和家里的孩子们说说话。

阿爱莎纠正说，乌斯塔兹·纳吉布先生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母亲的舅舅，她和她的家人不住在谢赫贾拉，而是住在塔里比耶，她本人跟热哈维亚的一位钢琴老师已经上了三年钢琴课，她跟老师和其他学生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那是一门优美的语言，热哈维亚区很美，井然有序，很安静。

塔里比耶也井然有序，还安静，我忙不迭地回答，报之以一个又一个的赞美。也许她同意和我说说话？

我们不是已经说话了吗？（她的嘴角迅速闪过一丝微笑。她用双手拉直裙摆，放下交叉着的双腿，接着又把腿交叉在一起。有一刻她的膝盖又露了出来，那是已经成熟了的女人的膝盖，接着她的裙子又拉平了。她的目光现在有点向我的左侧转移，花园墙透过树木在窥视我们。）

我于是采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神情，亮明自己的观点：以色列的土地足以供两个民族居住，要是他们能够明智一些，和平共处相互尊敬就好了。不知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不是用自己的希伯来语和她说话，而是用父亲和他客人们的希伯来语，正式，优雅，就像一头驴穿上礼服，脚踏高跟鞋。出于某种原因，我确信这是向阿拉伯人和女孩子说话的唯一合适方式。（我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一个女孩或者和阿拉伯人说过话，但是我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特别的斯文，就像踮着脚尖说话。）

很明显她的希伯来语知识不甚宽泛，不然就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的相左。面对我的挑战，她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了岔开话题。她对我说她哥哥在伦敦，将来要做“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

我有些趾高气扬，分明是在代表着什么，问她长大之后想学什么，比如说在什么领域，从事什么职业。

她直视我的眼睛，在那一刻我没有脸红，而是脸色煞白。我立刻转移了自己的视线，看着地上，她那个勤奋的小弟弟已经在桑树下用树叶圈起了四个标准的圆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