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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和1949年之交的冬天，战争结束了。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先是埃及，继而是外约旦，最后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了停火协议。伊拉克未签署任何文件撤退了远征军。尽管签订了这些协议，但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继续宣称：有朝一日他们会发动“第二轮”战争，把他们拒不承认的国家置于死地。他们宣称，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不断侵略的行动，他们将其称作“人造国家”。

在耶路撒冷，约旦司令官阿卜杜拉·塔勒中校和以色列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几次会晤，拟定划分城市的分界线，就通往守望山大学校园的护送通道达成协议，当时那里仍然是外约旦管辖地区内的一小块孤立的飞地。沿分界线建起混凝土高墙，将半属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半属于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街道阻隔开来。四处架设起瓦楞铁屏障，以使城市西部的行人能够躲避城市东部埋伏在屋顶上的狙击手的视线。布有带刺铁丝网、雷区、发射阵地和观察哨的设防区横贯整座城市，从北、东、南三方将以色列部分包围起来。只有西部属于开放地带，一条蜿蜒而上的公路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以及新国家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但是由于部分公路仍由阿拉伯军团掌控，因此有必要沿着它修一条支路，同时修一条新的输水管道，取代英国人修的已经陷于半瘫痪状态的输水管道，替代仍然在阿拉伯控制下的抽水站。这条新修的路叫作布尔玛路。一两年后，又修了一条新的柏油支路，名叫英雄路。

在那年月，年轻国家中的一切似乎均为战场捐躯者、为英雄主义、为斗争、为非法移民、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而命名。以色列人为所取得的胜利而自豪，确立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具有道德优越感。人们没有特别在意成千上万巴勒斯坦难民和临时难民营里那些无家可归者的命运，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人从被以军征服的城镇与乡村中驱逐出去。

人们说，战争当然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东西，充满了苦难，但是谁让阿拉伯人发动了战争？毕竟，我们接受的是联合国允诺的分治妥协方案，是阿拉伯国家反对进行任何调解，试图把我们赶尽杀绝。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一切战争均有牺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万难民仍然在欧洲漂泊不定，有些整个族群离乡背井，另一些族群则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交换数百万人口，希腊与土耳其也是一样。毕竟，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我们失去了古什埃齐昂、卡发达罗姆、阿塔罗克、卡利亚和内韦雅考夫，就像他们失去了雅法、拉马拉、利夫塔、埃里玛里哈，以及埃因卡里姆。成千上万被赶出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来到此地，取代了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的阿拉伯人。人们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驱逐”一词。代尔亚辛村的大屠杀被称作“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所为。

一道混凝土帘幕垂落下来，将我们与住在谢赫贾拉和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邻居阻隔。

我从我们家屋顶可以看到淑阿法特，比杜以及拉马拉的清真寺光塔，尼比萨姆维尔上方孤零零的高塔，警察培训学校（一个约旦狙击手从那里开枪，打死了正在家门外院子里玩耍的约尼·阿布拉姆斯基），遭到围困、由阿拉伯军团掌管的守望山和橄榄山，谢赫贾拉和美国侨民居住区的屋顶。

有时，我想象自己能够在浓密的树梢间认出希尔瓦尼庄园的房顶。我相信他们比我们要舒适多了，他们没有数月遭到炮轰，没有忍饥挨饿，没有被迫睡在臭烘烘的地下室里的垫子上。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从心灵深处向他们说点什么。就像盖乌拉大街上修理玩偶的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一样，我渴望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站在和平调解代表团的前列走向他们，向他们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向他们道歉，并接受他们的歉意，在那里品尝饼干和橘皮蜜饯，显示我们的谅解与高尚，签署有关和平友谊与相互尊重的协议，或许也劝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以及整个希尔瓦尼家族相信，那场事故不完全是我的错，或者不光是我的错。

有时，我们会被约一英里之外的停火线那边传来的一阵机关枪声，或是新界那边宣礼员那略带哭腔的唱颂惊醒——那声音就像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歌，闯入我们的梦乡。

在我们家避难的客人们已经搬走。罗森多夫夫妇已经回到楼上自己家里；神情恍惚的老太太和女儿把铺盖装进一条麻袋，不见了踪影；吉塔·米尤多夫尼克、算术教科书作者的遗孀也离开了，当时是我父亲凭着一双自己借出去的袜子认出了教科书作者面目全非的遗体；约瑟夫伯伯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回到塔拉皮尤特街上克劳斯纳家的住宅，住宅正门前的铜牌上镌刻着“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铭文。住宅在战时曾遭到毁坏，他们得在里面修整一番。老教授一连几个星期为自己的几千本书痛惜不已，这些书被从书架上横扫到地上，或者用作屏障和掩体以阻挡从已经成为发射阵地的住宅窗口射出的子弹。战后发现，浪子阿里埃勒·爱里茨迪克安然无恙，但是他继续争论、谩骂可怜的本—古里安本可以解放老城和圣殿山但没有为之，他本可以把阿拉伯人全部赶到阿拉伯世界里，但没有为之，这一切皆因为他和他的左派激进伙伴掌管了我们所深爱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式的和平主义和托尔斯泰式的素食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误入歧途。他坚信，很快一个令人自豪的新型民族领袖阶层将会崛起，我们的军队会放开手脚，终将从阿拉伯征服者的枷锁下解放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然而，绝大多数耶路撒冷人并不向往另一场战争，并不在意消失在混凝土帘幕与雷区背后的哭墙，还有拉结墓的命运。破败不堪的城市舔舐自己的创伤。整个那个冬天以及接下来的春夏，杂货铺、蔬菜水果店以及肉铺前面排成一长条灰线。又开始了缩减制度。卖冰人的车后聚集起一排排人，卖煤油的车后也聚集起一队队人。按照配给票证本上的购物券分配食品。鸡蛋和一点点鸡肉只限定售给儿童和持有医疗证明的病人。牛奶限量供应。在耶路撒冷很少看到水果和蔬菜。油、糖、粗面粉和面粉两星期或者一个月间或出现一次。要是你想买普通的衣服、鞋子或者家具，你就得用光你配给票证本上正逐渐减少的宝贵购物券。鞋子多用仿皮制作而成，鞋底薄得像层薄纸板。家具也尽是伪劣产品。人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喝代用咖啡或者菊苣根，鸡蛋粉和奶粉代替真正的鸡蛋和牛奶。我们开始痛恨每天必吃的冷冻鳕鱼鱼片，那是新政府廉价从挪威买来的，储量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