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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父亲晚上退到了厨房。他试图读书，或把书和笔记卡片摊在破损的油布上，稍微工作一会儿。但是厨房又狭小又窄仄，他在里面感到压抑。他是个好热闹的人，喜欢争论逗趣，喜欢光，倘若让他夜复一夜坐在令人沮丧的厨房里，没有巧妙的文字游戏，没有历史或政治争论，他的眼睛里就会蒙上一层稚气的愠怒。

妈妈突然放声大笑对他说：

“去吧，去吧，到外面玩会儿吧。”

她加了一句：

“只是要多加小心。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善良直率。”

“你在说什么呢！”父亲生气了，“你疯了吗？孩子在呢！”

妈妈说：

“对不起。”

他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征得她的同意。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做完所有家务：把买来的东西安排妥当，洗碗洗衣，把已经洗好的衣物晾起来，再把已经晾干的拿进屋。接着，他会擦鞋，洗澡，喷些他给自己新买的须后水，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仔细挑选一条合适的领带。已经拎起了西装外套时，他会弯下腰对我妈妈说：

“你真的不介意我出去会会朋友，跟他们聊聊政治形势、谈谈工作？跟我说实话。”

妈妈从来也不反对。可当他试图告诉她去什么地方时，她坚决不肯听：

“阿里耶，只是你回来时轻一点。”

“我会的。”

“再见。你走吧。”

“你真的不在乎我出去？我也许会在外面待到很晚呢？”

“我真的不介意。你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还需要什么吗？”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阿摩司在这儿照顾我呢。”

“我会早点回来。”

又是一阵略带犹豫的沉默：

“那么好吧。行了吗？我就走了？再见。希望你感觉好点。尽量上床去睡，不要在椅子里睡觉。”

“我尽量。”

“那么晚安？再见了？我会早点回来，我保证回来时轻一点。”

“去吧。”

他抻抻西装，正正领带，走了，他经过我的窗前时哼着小曲，声音温和，但跑调跑得吓人：“路漫漫，曲曲弯弯，你离我如此遥远，比明月还要遥远……”要么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在诉说什么？你的眼睛默默无语……”

偏头疼令她失眠。医生开了各种各样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但都无济于事。她害怕上床睡觉，终夜在椅子上度过，身披一条毯子，一个靠垫放在头下，另一个靠垫挡住了她的脸。也许她试图那样睡觉。一丁点儿干扰便令她惊悸，无论害相思病的群猫们的哀嚎，还是远方谢赫贾拉或以萨维亚地区的枪声，抑或边界那边阿拉伯耶路撒冷光塔凌晨时分传来的宣礼员的唱颂。要是父亲关掉了所有的灯，她则害怕黑暗；要是他不关走廊里的灯，则会加剧偏头疼。显然他快半夜了才回来，情绪高涨，但羞愧难当，发现她依旧醒着坐在椅子里，干枯的眼睛凝视着黑暗的窗户。他会询问她是不是需要茶或者热牛奶，祈求她上床睡觉，索性建议让她坐在椅子里，也许这样可以使她最后还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他感到十分愧疚，跪在那里给她穿上毛袜，万一她的脚着凉了呢。

他半夜回到家里，有时会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兴高采烈地小声唱歌，即使走调也不在乎。“我有一座花园，我有一口水井”，唱到一半突然自己止住，立刻沉默下来，充满了羞愧与困惑，他满怀内疚默默地脱下衣服，穿上他的条纹睡衣，轻轻地再次问她需不需要茶、牛奶或者冷饮料，也许再次引诱她躺在床上，躺在他的身边，或者躺在他睡觉的地方。祈求她驱除不好的想法，想些愉快的事情。他上床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后，提出了她可以想的种种愉快想法，最后像个孩子似的带着这些愉快的想法进入梦乡。但是，我想象他会带着责任感，夜里醒上两三次，检查坐在椅子里的病人，给她拿药，倒杯水，给她盖盖毯子，再回去睡觉。

冬末，她几乎不再吃东西。有时她在茶里泡块面包干，说这已经足够了，她觉得有点恶心，没有食欲。别为我担心，阿里耶，我几乎动都不动。我要是吃东西，就会胖得像我妈妈一样，不要担心。

爸爸伤心地对我说：

“妈妈病了，医生们检查不出来她得了什么病。我想请些别的医生，可她不让。”

还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妈妈正在自己惩罚自己，就是为了惩罚我。”

亚历山大爷爷说：

“咳，那有什么。精神状态。抑郁症。总有一些怪念头。这证明心依旧年轻。”

莉兰卡阿姨对我说：

“你也不易啊。你是这么聪明伶俐、多愁善感的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作家。你妈妈对我说你是她生命中的一缕阳光。你真是一缕阳光。不像某人，幼稚的自私自利使得他此时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未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为糟糕。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和自己唠叨，不是和你。你是个有点孤单的孩子，也许现在比平时更加孤独了，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和我进行知心谈话，不要犹豫，请记住，莉兰卡不止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只要你允许，我也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不是用成年人看待儿童的方式来看待你的朋友，而是一个真正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记忆欺骗了我。我现在想起曾经完全忘却了的事情。我重又想起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而后又再次忘记。今天早晨，我想起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前的往事，离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仿佛一轮旧月映现到窗玻璃上，又从玻璃上映现到湖面，记忆从湖面撷取的不是映像本身，映像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是这样。现在，在这里，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