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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读三四年级时是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热情的孩子。我分期写了一部历史小说《犹大王国的终结》，还写了几首关于征服、关于民族辉煌的小诗，类似于亚历山大爷爷的爱国主义诗篇，目的在于模仿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民族主义进行曲，如《贝塔进行曲》注：“……抛洒你的热血献出你的灵魂！高擎熊熊火炬，平静就像泥潭，我们为壮丽的事业而战！”我也深受波兰犹太游击队和隔离区起义之歌的影响：“……抛洒热血又算哪般？英雄精神气冲霄汉！”还有父亲经常激动万分声音颤抖着给我读的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血与火的旋律！／登上高山，征服溪谷，不论你看到什么——拿获！”在所有诗歌中最令我振奋的就是《无名战士》这首诗，作者是亚伯拉罕·斯特恩，化名亚伊尔，斯特恩帮的首领。我经常在晚上熄灯后独自一人满怀深情地在床上小声背诵：“我们是无名战士，要为自由而战；四周笼罩着死亡阴霾，我们用生命从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血光映红的岁月，在黑漆漆的绝望之夜，让我们的旗帜在村庄和城镇的上空飞扬，因为我们战斗捍卫的是正义之光！”

沸腾的热血、土壤、烈火与钢铁令我陶醉。我一遍又一遍想象自己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我想象父母满怀忧伤与骄傲，与此同时，一点也不矛盾，在我英勇地战死后，在泪眼汪汪享受过本—古里安、贝京和尤里·兹维发布的那激动人心的悼词之后，在为自己伤心之后，在激动而哽咽地看到大理石雕像以及记忆中的赞美之诗后，我总是能够从暂时的死亡中健康而坚实地崛起，沉浸在自我欣赏中，将自己升为以色列军队的总司令，指挥我的军团在血与火中去解放敌人手中的一切，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缺乏阳刚之气、雅各似的可怜虫不敢将这一切夺回。

梅纳赫姆·贝京，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工作将领，在那时是我童年的主要偶像。甚至在这之前，在英国托管的最后一年，无名地下将领激起了我的想象。在我的脑海里，我看见他的形象披上了《圣经》的辉煌光晕，我想象他正待在朱迪亚沙漠的荒凉沟壑中的秘密司令部里，打着赤脚，扎着皮腰带，就像先知以利亚站在卡麦尔山的山石中一样熠熠生辉，他从偏僻的山洞里，脸上露出年轻人的那股天真，发布命令。他长长的胳膊夜复一夜伸入到英国占领军的心脏，炸毁司令部和巨石障碍，冲破一道道防御墙，轰炸弹药库，把满腔愤怒倾泻到敌人的大本营，在我父亲编写的传单上，称敌人为“盎格鲁—纳粹敌军”、“亚玛力”注、“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我妈妈曾经说到英国人：“不管是不是亚玛力，天晓得我们会不会很快就会怀念他们。”）

以色列国建立后，希伯来地下武装的最高首领终于浮出水面，一天他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下面署着他的名字：不是像阿里·本—参孙或者伊弗利亚胡·本—凯都米姆那样的英雄，而是梅纳赫姆·贝京。我大为震惊：梅纳赫姆·贝京的名字或许适合泽弗奈亚大街上一个说意第绪语的零星服饰用品商，或者盖乌拉大街上一个镶着金牙制作假发与紧身胸衣的人。而且，令我大失所望，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在登在报纸的照片上竟然显得虚弱而瘦骨嶙峋，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只有胡须表明他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但是几个月之后胡须竟然不见了。贝京先生的形象、声音、口音和发音并没有令我联想起《圣经》时期征服迦南地区的人或是犹大·马加比，而是联想到我在塔赫凯莫尼那些孱弱无力的老师，他们也洋溢着民族主义激情和义愤，但是在其英雄主义的背后，时时会爆发忐忑不安的自以为是以及某种不易察觉的酸腐。

有那么一天，由于梅纳赫姆·贝京之故，我突然不愿“献出我的热血与灵魂”，不愿“为壮丽的事业而战了”。我抛弃了“平静就像泥潭”的观点；过了一阵，我观点大变。

每隔几个星期，耶路撒冷有一半人会在星期六上午11点钟聚集到耶路撒冷爱迪生礼堂，聆听梅纳赫姆·贝京先生在自由运动（西路特运动）集会上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爱迪生礼堂当时是市里最大的礼堂，正面贴着海报，宣布即将上演由福德豪斯·本—齐兹指挥的以色列歌剧。爷爷经常为这一特殊时刻穿上笔挺的黑西装，系上浅蓝色的缎子领带，胸前衣袋里探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像热浪中飞舞的一片雪花。我们走进礼堂时，离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他举起帽子朝四座打招呼，甚至朝他的朋友鞠躬。我走在爷爷旁边，神情庄重，梳洗整齐，身穿白色衬衣，鞋子亮晶晶的，径直走到第二排或第三排，那里给亚历山大爷爷那样的人留着贵宾席，他们是“民族军事组织伊尔贡创建的自由运动”的耶路撒冷委员会成员。我们会坐在约瑟夫·约珥·里夫林和埃里亚胡·梅里达中间，或坐在以色列·希伯—埃里达德博士和哈奴赫·卡来先生中间，或者坐在《自由》报编辑以撒克·莱姆巴身边。

大厅里始终坐满伊尔贡的支持者，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梅纳赫姆·贝京的崇拜对象，绝大多数是男人，我在塔赫凯莫尼许多同学的父亲都在里面。但是有一条不易察觉的纤细分界线，大厅前三四排贵宾席留给一些杰出人士：知识分子、民族阵线斗争中的老兵、修正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前伊尔贡首领，多数人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余座位则坐满了一群群西班牙裔犹太人、布哈拉人、也门人、库尔德人以及阿勒颇犹太人。这些情绪激动的人充斥着走廊和通道，挤靠在墙壁上，拥满了门厅和爱迪生大厅前面的广场。在前排，他们谈论民族主义革命，渴望取得辉煌的胜利，并引用尼采和马志尼的话，但是主要是一副谦恭有礼的小资产阶级神态：帽子、西装领带、礼仪以及某种华而不实的沙龙程式，即使在那时，在50年代初期，这种程式已经散发出某种霉菌和樟脑球的气息。

在这个内部圈子之外却是激情澎湃信仰者构成的汪洋大海，一个由商人、小店主、工人组成的忠实人群，其中许多人头戴小帽，直接从犹太会堂赶来，倾听他们的英雄，他们的领袖贝京先生讲话，身穿破旧衣裳、工作勤勉的犹太人为理想主义震颤，他们热心，脾气火爆，易激动并产生共鸣。

在集会开始，他们高唱贝塔歌曲，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唱运动进行曲和国歌《希望之歌》。讲台上装饰着一面面以色列国旗，挂有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一幅照片，齐刷刷的两排贝塔青年身穿制服，打着黑领带，令人瞩目——我多么希望长大一点后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呢——富有感召力的标语，比如说“约塔帕塔，马萨达，贝塔！”，“耶路撒冷啊，假如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以及“朱迪亚在血与火中倒下去，朱迪亚将在血与火中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