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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将尽的那个秋天，妈妈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她又开始偏头疼，失眠。她再次终日站在窗前，遍数天上的飞鸟流云，她夜里也坐在那里，睁大眼睛。

我和父亲分担了全部家务。我拣蔬菜，他把蔬菜剁碎，做成精美的色拉。他切面包，我在面包片上撒上人造黄油、奶酪或人造黄油和果酱。我打扫并清洗地板，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打扫一遍，我父亲倒垃圾，每隔两三天就要买三分之一块冰放进冰盒里。我到杂货店和蔬菜店买东西，而父亲则负责去肉铺和药店。我们在厨房门上别张小卡片当成购物单，两人都会填写所需物品。物品购买后，再把此项内容从购物单上画掉。每周六晚上，我们都开始填写新购物单：

西红柿。黄瓜。洋葱。土豆。萝卜。

面包。鸡蛋。奶酪。果酱。糖。

看看有没有小柑橘，橙子何时上市。

火柴。油。蜡烛，以防停电。

洗涤液。肥皂。牙膏。

煤油。四十瓦灯泡。修理熨斗。电池。

浴缸龙头的新垫圈。龙头流水不畅，要修理。

酸奶。人造黄油。橄榄。

给妈妈买毛袜。

那时，我的字体越来越像父亲的字体，因此几乎不能分辨是谁写的“煤油”，或者是谁加上“我们需要擦地布”。直到今天，我的笔迹也像父亲的，笔力遒劲，不是总能看得清楚，但总是精力充沛，棱角分明，不像我妈妈冷静、圆润的梨状字体，有些向后倾斜，好认，看着让人愉快，运笔轻柔而训练有素，每个字母都写得到位，像她的牙齿分布均匀。

我和爸爸那时非常亲近，像一对抬伤员攀登陡坡的担架手。我们给她端来一杯水，让她吃下两个不同的医生开的镇静药。我们也用一张爸爸的小卡片记载这些，我们写下每种药的药名和服用时间，她吃掉一颗，我们就打上钩，她不想吃的就打叉。她多数情况下都很听话，连感觉恶心时都吃药。有时，她强迫自己给我们点微笑，那笑甚至比她苍白的脸颊或出现在她眼下的半月形黑晕还要让人难过，因为那微笑很空，仿佛与她没有任何关联。有时，她示意我们偎依着她，用始终如一的圆周运动来抚摸我们。她抚摸了我们很长时间，直至父亲轻轻拿起她的手放在胸脯上。我也做同样的动作。

每天晚上，晚饭时分，我和爸爸在厨房里召开每日工作会议。我告诉他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他则给我讲述在国立图书馆上班时发生的事情，或者描述他给下一期《塔尔巴茨》或《梅促达》快要写完的文章。注

我们谈论政治，谈论国王阿卜杜拉遭暗杀，或谈论贝京和本—古里安，我们像两个平等的人。我心里对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充满了爱戴之情，他庄严地做出结论：

“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得求同存异。”

接下来我们会谈论家务事。我们会在父亲的小卡片上匆匆写下还需要什么，把已经办理的事情画掉。父亲有时甚至会和我商量钱的问题：还有两个月才付款呢，我们已经花了这么这么多。每天晚上他会问我写作业的情况，我会把学校的作业单，还有已经写完作业的练习本递给他加以比较。有时，他会看看我做的功课，并做适当评价。对于每一学科，他了解得都比我的老师多。多数情况下他会说：

“不必检查你了。我知道对你，我可以绝对依靠，绝对信任。”

我听到这些话时，心中涌起一阵秘密的自豪与感激，有时也会油然产生一阵怜悯。

是对他，而不是对妈妈。那时我一点也不怜恤她，她只知道没完没了地让你每天履行责任，提各种要求，并且是难堪与耻辱之源，因为我有时得向朋友解释，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能来我们家串门，我得回答杂货店里邻居们可爱的拷问，为什么他们总看不见她，她怎么了。即使对叔叔阿姨们，即使对爷爷奶奶，我和爸爸也不会把整个事实和盘托出，我们轻描淡写。我们说，她感冒了，即便她没有感冒。我们说，偏头疼。我们说，对夜晚特别敏感。有时我们说，她也太累了。我们努力说出真相，但不是整个真相。

我们不知道整个真相。但我们又确实知道，即使没有相互串通，我们谁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们只让外界知道一些事实。我们二人从来没有商量她的状况。我们只谈论明天该做的事情，谈论日常生活琐事，谈论家里需要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她有什么不适，只是父亲在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医生，他们什么也不懂，一点不懂。”在她去世后，我们也不谈论。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每天早晨，天将破晓之时，院里石榴树枝头的鸟儿把我唤醒，她用贝多芬《致爱丽丝》的最初五个音符来迎接白日的到来：“啼—嗒—嘀—嗒—嘀！”接着，更为激动：“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将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鸟儿叫作爱丽丝。

我那时为父亲难受。仿佛他是倒下去的受难者，本身没有过错，却遭受某种旷日持久的伤害，好像我妈妈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劳累，伤心，即使他像平时一样总是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他一向憎恨沉默，并为出现的任何沉默谴责自己。他那双眼睛，像母亲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晕。

有时，他白天得在上班时离开，带她去做检查。那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检查过：她的心脏、肺部和脑电波，消化、激素、神经、妇科病和循环系统。没有效果。他不吝花钱，请过各种各样的大夫，带她去看私人医生；他甚至不得不从父母那里借些钱，尽管他憎恨借债，讨厌他母亲施罗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欢“插手”，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厨房，整理已经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给我和妈妈端来温果汁，想让我们强健起来。上班前，他也设法草草回复编辑和学者们的来信，接着，他冲向公共汽车站，破损不堪的箱子里装着好几个叠好的购物袋，准时到塔拉桑塔楼上班，在“独立战争”期间，坐落于守望山上的大学被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