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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末，我更换姓氏，从斯代尼海米亚带着行囊来到胡尔达。开始，我只是当地中等学校（谦称“继续教育班”）的一个外部寄膳宿生。服兵役前夕，我完成了学业，加入了基布兹。从1954年到1985年，胡尔达就是我的家。
妈妈去世一年后，父亲再婚，又过了一年，我住到基布兹以后，他和新夫人搬到伦敦。他在那里大约住了五年。我妹妹玛格尼塔和弟弟大卫在伦敦出生，他在那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学会了开车，并完成博士论文《伊·洛·佩雷茨的佚名手稿》，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时而互通明信片。偶尔他把他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他有时给我寄书，寄些小物品，比如钢笔、笔筒、精巧的笔记本，以及装饰性的裁纸刀，意在和婉地提醒我记住自己的真正命运。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国探访，看看我真正过得怎么样，看看基布兹生活是否真的适合我，与此同时检查一下老屋的状况，他的图书馆感觉如何。在1956年初夏，父亲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信，向我宣布：
下星期三，假如不是特别麻烦你，我计划到胡尔达看望你。我已经打听并且确定每天中午十二点有一辆车从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发车，大约一点二十抵达胡尔达。现在是我提问题：1. 你能来公共汽车站接我吗？（但是如果有问题，比如说你忙，我很容易打听到你在什么地方，自己找到你。）2. 我在特拉维夫乘车前该吃点东西，还是到达基布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当然，条件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3. 我打听到，下午只有一班车从胡尔达开往雷霍沃特，我从那里可以换车去特拉维夫，再换车回耶路撒冷。但是那样，我们只有两个半小时可以支配。我们够吗？4.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可以在胡尔达住一夜，乘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的公共汽车离开胡尔达？那样，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 你不难给我找到住处（一张简易床甚至一个床垫足矣）；（二） 基布兹不会对此不以为然；（三） 你自己觉得此次相对较长的看望挺舒服的。请马上予以答复，采取哪种方式。5. 除了个人用品，我还应该带些什么？（毛巾？床单？我以前从未在基布兹待过！）自然，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讲所有的新闻（不是很多）。我给你讲我的设想，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设想。我希望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余见面再叙。爱你的父亲。
那个星期三我一点钟下课，请了两小时的假，午饭后就不去上班了（我那时在层架式鸡笼那里上班。）然而，上过最后一节课后，我急忙回去换上沾满泥土的蓝工作服和笨重的工作靴，接着我跑向拖拉机棚，找到藏在坐垫下的福格森拖拉机钥匙，发动引擎，一溜烟咆哮着开往公共汽车站，从特拉维夫开来的公共汽车两分钟前就已经到了。一年多没有见面的父亲已经等在那里，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焦虑不安地等待帮他的那个人出现。令我万分惊奇的是，他穿的是卡其布裤，一件浅蓝色短袖汗衫，戴一顶基布兹风格的草帽，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远远看去，他就像我们的某位“老伙计”。我想象得到，他经历一番苦思，才这般装束，对一种他感到有几分敬重的文明表示尊敬，即使它不符合他自己的精神品质与原则。他一只手拎着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拿手绢抹去额上的汗水。我轰隆隆向他驶去，几乎就在他鼻子底下刹车，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在前翼子板上摆出主人翁的架势，朝他探出身子说：你好。他抬眼看着我，镜片下的眼睛显得有些夸张，因此像个受惊吓的孩子，忙不迭地回应我的问候，尽管他并不完全确定我是谁。当他认出我来时，显得十分吃惊。
过了片刻，说：
“是你吗？”
又过了片刻：
“你长这么大了，健壮多了。”
最后，他恢复了正常：
“请允许我说，你的竞技表演，不太安全，险些从我身上碾过去。”
我让他在那里等着，站在背阴处，自己则把福格森开回棚子里，因为它已经演完了剧中角色。而后我带父亲去了食堂，我们在那里突然都意识到，我们已经一般高了。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就此开着玩笑。他好奇地摸摸我的肌肉，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把我买下，他又开玩笑拿我黝黑的皮肤与他苍白的肤色进行比较：“小黑人三宝！你黑得像也门人了！”
在餐厅里，多数餐桌已经收拾干净，只有一张没有清理。我给父亲端来一些鸡块炖胡萝卜土豆，一碗鸡汤加油炸面包块。他吃得很仔细，一丝不苟恪守餐桌礼仪，对我故意咂嘴的农民式吃法不理不睬。我们端着塑料杯喝甜茶时，父亲开始和与我们同桌吃饭的茨维·布德尼克、一个老基布兹交谈。父亲小心翼翼，不触及任何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争端的话题。他打听茨维来自哪个国家，当听说他来自罗马尼亚时，父亲的眼睛一亮，还讲起了罗马尼亚语，由于某种原因，茨维难以听懂父亲的说话方式。接着他话锋一转，谈沿海平原的美丽风光，《圣经》时代女先知胡尔达注，以及圣殿中的胡勒大门，这个话题在他看来不会有产生异议的危险。但是告别茨维前，父亲不禁问起他们觉得他的儿子在这里待得怎么样。他是否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茨维·布德尼克对我是否适应胡尔达或怎样适应胡尔达一点也不知道，说：
“这是什么话？很好嘛！”
父亲回答说：
“我为此感谢你们大家。”
我们走出房间时，如某人去寄宿狗房接一只小狗，他没有照顾我的感受便对茨维说：
“来的时候，他的状况有点不好，现在显得状态极佳。”
我拖着他把整个胡尔达转了个遍。我没有费心询问他是否需要休息，我没有费心建议他洗个冷水澡，或者是问他上不上厕所，我像新兵训练基地的军士，催促我可怜的父亲，他涨红脸，气喘吁吁，一直擦汗，从羊圈到鸡场再到牛棚，再到木工房、锁匠铺，以及山顶上的橄榄油厂，我不住地向他解释基布兹的准则、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布兹对以色列取得军事胜利做出的贡献，一丝细节也没有落下。一种报复性的、无法遏制的说教热情驱使着我，我不让他说一句话，断然阻遏他想说话的尝试，我不住地说啊说。
我从儿童之家住区，拖着只剩最后一丝气力的他参观老兵住区、卫生所和教室，直至最后来到文化馆和图书馆，我们在那里找到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他的女儿尼莉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心地善良、面带微笑的谢夫特尔正身穿蓝色工作服坐在那里，低声哼唱一支哈西德派犹太人的歌，正用两根手指往一张蜡纸上打着什么东西。如同一条奄奄一息的鱼在最后一刻被投入水中，在酷热与尘埃中上气不接下气并被粪肥气味呛得透不过气的父亲，振奋起来，看到书和图书管理员一下子让他复活了，他开始高谈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