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亲历奇迹

“如果不能激发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探索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以及人体与思想的本质，我们所谓的良好教育又从何谈起？”

——乔治·华盛顿·科纳博士(Dr. George Washington Corner)

人体是乔治·华盛顿·科纳解剖课上的一道奇观。科纳熟练而精确地概述了心脏的泵血功能、脊柱的精妙结构、肝肾肠的生理功能，并详细讲解了教科书《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中大量关于肌肉、骨骼以及组织的精美图谱。在学生面前，他能把死了的尸体都说活过来。

在罗彻斯特大学，风华正茂的科纳是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弗朗西斯·贝克回忆起科纳时说，“一年级时我上了解剖课。我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言简意赅、让人信服，他的讲解极具启发性。”关于科纳，比尔·马斯特斯更是印象深刻。做英语讲师的念头尚未成形之时，马斯特斯就选择离开了汉密尔顿大学，决定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后来在科纳的启迪之下，才立志在行医的同时还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医学的未知领域。马斯特斯记得，科纳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比尔，学无止境。”

博学多识的科纳对于解剖以及医生这个行业的历史简直是了如指掌。他总是称亚里士多德为生物学之父，关于亚述人、希伯来人以及希腊人之间的分裂也是侃侃而谈。“1827年人类首次观察到哺乳动物的卵子，这一发现解决了一大难题。然而，与此同时又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至今我们都在探索其中的答案。”科纳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在创立罗彻斯特大学解剖学系之前，科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和任教，主要从事生殖系统组织与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对历史颇感兴趣的他发现，宗教、传统文化以及偏见和愚昧让人类一直以来对性和生殖简直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医学本身也让他大为汗颜。“‘妇科医生’关于月经紊乱以及不孕不育的治疗简直就是糊弄人，他们的治疗手段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那些方法相差无几。”科纳在1914年的时候写道，“如果我们对人类是如何繁衍的都毫不了解，又谈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呢？”科纳对于妇产科这一新兴领域的影响相当巨大，后来有本教科书甚至把整个妇产科学分为“科纳前”和“科纳后”两个阶段。他的工作为后来有关避孕的研究以及避孕药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科纳和他在罗彻斯特的死党维拉德·艾伦(Willard Allen)一起发现了孕酮的生理功能，揭示了这种激素在月经周期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人甚至一度以为他们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在实验室里，科纳会在猴子和兔子身上进行生殖试验，他的学生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哺乳动物的交配是如何发生的。

“马斯特斯，很高兴你能来，”科纳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说道，“你知道兔子的月经是不是周期性的吗？”

马斯特斯毫无头绪，承认道：“科纳博士，我不是很清楚。”

尽管是该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科纳一直以来都十分谦和，总是用一副和蔼可亲的爷爷模样观察着自己的提问对象。他决定不再让马斯特斯这样紧张不安下去。

“我也不知道，”科纳开玩笑似的说道，“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答案，请一定要告诉我。”

马斯特斯最初让兔子月经来潮的尝试并没怎么奏效。“简直是一无所成，”他回忆说，“它们一点都不配合我。”然而，通过在实验室对兔子交配的近距离观察，马斯特斯斩获了意外的发现，他注意到，当母兔与公兔交配时，它会不自主地进行排卵。

不久之后，科纳离开了罗彻斯特大学，去了巴尔的摩卡耐基胚胎学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 of Embryology)。在那儿，他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其中包括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赛[1]。20世纪40年代初，科纳曾通过自己与政府资助的性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关系帮助过金赛，让这个原本专门研究瘿蜂的昆虫学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获得了重要支持，从而完成了他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标志性调查研究。虽然科纳后来说，金赛是“他所知道的精神病医院外面最神经的人”，但当时的确是他游说委员会对金赛慷慨解囊。

与此同时，1942年，进入医学院第3个春季假期的马斯特斯收到一份来自巴尔的摩老教师的邀请，要他前往科纳实验室，参加一个在那儿举办的面向全国顶级生殖生物学家的会议。在会场，马斯特斯一言不发，认真地听着其他人的讨论，心底里暗自盘算着要如何在医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午餐会上，卡耐基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的创始人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科纳的一位长期合作者——说起他在猴子交配实验中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即使是面对正在发情的母猴子，他也没法让其和公猴进行交配。有一次，恼羞成怒的猴子竟然向不断挑逗的哈特曼发起火来，在他的大拇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摇晃着自己受伤的手指，哈特曼转向屋里的年轻医学生，想从他们那儿找寻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

“马斯特斯，在我说如何让这些发情的母猴子交配时，你的脸上充满困惑——你对此是怎么想的？”哈特曼问道。

马斯特斯着迷的表情就如一个科学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一般。

“我在想人类中的女性，”马斯特斯回答道，“在她们身上是否有一个周期性的发情模式，而我们还不知道？”

全场哑然无声，没人笑也没人回答。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说，当时的餐桌上一片死寂。用女性的身体进行试验，探索其生理以及性反应，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就像是要自毁职业生涯，甚至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当时没人敢突破兔子和猴子这样的动物实验，向前再迈出那一步。

在巴尔的摩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马斯特斯向科纳以及其他几位专家咨询了关于研究人类女性性行为所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他们告诉他，任何鲁莽尝试的人都可能会万劫不复。不断询问之下，马斯特斯终于让这群聪明人姑且接受了“如果有人要这样做”这样一个假设。他们最后得出了四个准则： 这位性行为研究者必须是已婚人士，年龄最好在40岁左右，具有一定的资历。(后来马斯特斯嘲弄地说：“我从23岁就谢了顶，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更重要的是，这位性行为科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是医学领域富有经验的研究员，并且具有大学背景，最好是医学院背景。

与这些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满脑子保守思想的老科学家们不同，马斯特斯自视为一名现代医生，毫不畏惧这个大家都认为充满挑战的课题。但他还是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卡耐基研究所的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马斯特斯写道，“巴尔的摩那些人提出的准则无疑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怀着这个长远的计划，比尔回到了罗彻斯特大学，在完成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习之后，琢磨着究竟是去精神病科还是妇产科做实习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