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性爱疗法

一场引人入胜的讲座彻底改变了罗伯特·科罗德尼的人生。1967年，在一群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面前，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说明了病人每天都会提出的有关人体性爱方面的问题，并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准备好回答这些疑难。“比尔绝对是我所遇到过最令人振奋的演讲者。他风度翩翩，言语清晰，条理极具逻辑。他从不使用笔记之类的东西。”科罗德尼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名坐在人群中、来自纽约的医学生。

直到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还计划将来做一名皮肤科医生。他希望过上朝九晚五的舒适生活，给长青春痘的青少年以及出皮疹的老年人开开药就好。他并不想像自己父亲——西奈山医院令人尊敬的内科医生麦克斯韦·霍华德·科罗德尼那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虽然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极少能在家看到他。“回想和父亲相处的时刻，要么是我在家与他电话，要么就是去医院跟着他一起查房。”社区对他那位身为俄国犹太移民长子的父亲充满尊敬，这一点让年轻的科罗德尼印象深刻，并促使其自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我5岁的时候就决心将来要做一名医生。”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科罗德尼来说似乎起到了启蒙作用，聪明而博学的他在这之前就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性爱的理论十分熟悉。经过很短时间，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临床学习。“我彻底被他们的成功率给震惊了，这完全不符合当时所有精神病学手册的界定。”他回忆说，“这就是促使我彻底改变职业规划的原因。”和其他熟悉精神分析法的人一样，科罗德尼曾坚信“性功能障碍只是深层的未解决心理事件的表现，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得以治愈，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通过精神分析来确定潜在的问题”。

美国本土的弗洛伊德学派人士几乎像宗教信仰一般确定认为，在治愈性爱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恋母情结、阴茎嫉妒情结、阉割焦虑，以及一连串顽固的神经症。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和其他早期加入的人一样，科罗德尼深深被这种新疗法的巨大潜力给吸引住了。在诊所，伴随着磁带转动，科罗德尼坐在马斯特斯身边，聆听着另一位治疗师与病人交谈。马斯特斯边听边发表自己的评论，对每个部分都加以评论。他解释为什么治疗师会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问题之上又询问另一个。如果治疗师错过了进一步搞清楚或阐明病人问题的机会，他也会指出其中的错误。有时，科罗德尼感到自己就像是弗洛伊德时代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的年轻人，从底层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开始起步。和对马斯特斯的尊重一样，科罗德尼明白，虽然约翰逊的医学知识可能还不如一年级的护校学生，但她的天资却常常指导着整个治疗。那个时代，他们在病人身上取得的卓越成功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如果你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期就会知道，治疗性问题的选择就只有5到10年的精神分析，但其疗效极差。”他说，“而比尔和吉尼为那些有10到15年长期慢性问题的病人制订出了一套治疗方法，通过两周的治疗，就可以让80%的病人得到明显改善。”

约翰逊成为了科罗德尼在性爱治疗过程中的第一个搭档。6周之后，这位年轻的新成员被叫到了马斯特斯的办公室。和往常一样，马斯特斯直入主题。

“你和吉尼明天一起处理一个病例，你准备好了吗？”

科罗德尼谨慎地控制着自己年轻的野心，起初拒绝了这个机会。

“等一下，比尔。”科罗德尼对他说，“我还没准备好。这就跟让我明天做子宫切除，但我只观摩了6台手术一样。”

马斯特斯不同意他的说法。“不，你低估了自己。”他说，尖锐的声音变得十分坚持，“而且别忘了，是吉尼创造了这个领域，只要你觉得不确定，她会随时赶到房间来帮忙的。”

第二天，科罗德尼穿上门诊治疗师的白大褂，和约翰逊一起接诊了一对患有严重性问题的夫妇。科罗德尼，小心谨慎得就跟小偷一样，努力掩藏着自己的不安。让他大为惊讶的是，这对夫妇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表现。“我被震惊了！”

1969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科罗德尼继续去哈佛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打算将来回到圣路易斯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起长期共事。私下里，马斯特斯暗示，科罗德尼有一天可能接替他的位置，虽然其他人都想引导这位年轻医生去别的地方。“医学院的一位导师告诉我，‘你是在抛弃自己的医学生涯。’”他回忆说，“在1969年时，这(性爱治疗)被看作是轻浮的，甚至是窥阴式的领域，正经人都不会涉足。”同事们脑中浮现出的关于性爱门诊的想象，其实只是无聊的现实。“性爱治疗并不是看别人脱衣服或者一起做爱，”他解释说，“我只是在为患有性爱障碍的人治病，为他们提供咨询。”

除了对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所负使命的理想主义憧憬外，20多岁的内分泌医生科罗德尼还拥有足够的天赋和奉献精神，这使得他在临床上前程远大。“科罗德尼医生基本上是注定的继承人，”后来和丈夫一起在那儿接受培训的黛拉·菲茨杰拉德说，“他帮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扩大了他们的成就。他真的是一本活动的百科全书，关注着人类性爱的方方面面。”在全职的员工小团队里，科罗德尼是个特例，因为他同时拥有顶级医学院的医学学位和培训经历。“去那儿的人——社工、护士——其中一些是医生，但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学位的。”拥有杜克大学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在诊所工作过4年时间的罗斯·博亚尔斯基说，“比尔当然非常喜欢鲍勃，对他非常的信任。”马斯特斯对这位跨领域同事的赞美言论巧妙地掩盖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他们尚未出版的性爱疗法对大部分内科医生来说还不够有权威性。很多医生都将“性学”看成潜在的灾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最终举行了研讨会来回顾他们的工作，从国内各个地区邀请了一批顶尖的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医生，但在治疗的最初阶段，只有一些很乐观的年轻医生，比如科罗德尼；或是有某些缺陷的执业医师，例如理查德·施皮茨参与了定期检查。狄克·施皮茨[1]——这位儿科医生，同时也是牧师——的诊断能力因为酗酒问题而大受影响。

施皮茨本是位高大、风度翩翩、诊断能力很强的医生。但是约翰逊对酗酒的合作者一直抱有负面态度，马斯特斯也对他违背了一项不成文规定感到较为不满。在任职期间，施皮茨与梅·比格斯相爱，她是位有社会学学位的金发护士，几乎算得上是诊所里除约翰逊以外最有可能成为女医师的人。除了自己与约翰逊外，马斯特斯无法忍受他的诊所里有其他的恋爱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斯特斯听到了很多这位阿尔弗雷德·金赛旧同事的绯闻，甚至包括换妻和双性事件，他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毁掉诊所。他们的双重疗法就是让男女职员共同依赖专业的合作。“他和那些即将成为员工的新人都会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下劝诫式对话，基本上会提到，‘我不会干涉你们的私人生活，但你们在办公室的一切都与我有关，我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你们的名誉，’”科罗德尼回忆道，他跟其他人一样，对这种双重标准很是敏感。诊所中严厉的管理员旺达·鲍恩在管理同事关系时执行“绝不固定”的原则。鲍恩说：“他们应该轮流合作，不可以有长期的搭配。即使是约翰逊和马斯特斯医生都会与其他人员合作。”施皮茨和比格斯作为同组人员一起工作，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因为施皮茨的健康原因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