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悼念

比尔·马斯特斯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工作，不过这个习惯慢慢消失了。他快要80岁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无法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了。弗吉尼亚离开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好像安错了名字似的，显得怪怪的。问诊的病人也渐渐只剩下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他的日程安排极少，”弗莱德里克·彼得森说。他是马斯特斯1994年带的最后一位临床研究员。

在马斯特斯指导下，彼得森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对已经7年没有性交过的已婚夫妇。他们在进行了一周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完成性交了。尽管这个诊所开始解散，但是就像彼得森描述的，从马斯特斯“对这些人进行治疗时展示出来的魔力”上看，这一疗法的治愈力可见一斑。剩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彼得森的职责延伸到了检索40多年来搜集的文件和磁带上。一天，马斯特斯吩咐他查找一部名为《女性高潮》(Female Orgasm)的老片子，那是他和约翰逊1959年在华盛顿大学拍的。一个电视剧组要拍一部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历史纪录片，问能否看看在他们实验室拍出来的这个片子。马斯特斯完全想不起来这些胶卷放在哪里了。

当彼得森最终找出来时，马斯特斯非常高兴。他装上投影仪为彼得森播放了起来，就像多年前他在医学院教学生时那样。不断移动的画面在他们面前闪烁着，他完全没提及那个抚摸他的裸体女人是谁。

“医生在感受着自己的荣耀，”彼得森回忆道。“他坐在会议室前边发表着让人难以听见的评论。拿着拐杖对屏幕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指指点点。”这一来自那个大胆旧时代的纪念物，大概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了，当时比尔·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注定要成就一段医学史传奇。

最后，胶片放完了，彼得森问，“谁是这个带子里的叙述者呢？”

“是我！”马斯特斯叫道，学生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让他感到惊讶。

彼得森没有回答，但这让他再次想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没有认出来，是因为里边的声音跟我认识的他太不一样了。”彼得森说。

马斯特斯试图在他挚爱的诊所里开展一批新项目，但没有一个能够重现他往日的成功。诊所开设了一个针对受性虐待儿童的治疗中心，并且搬到了圣路易斯的政府办公大楼里。马斯特斯从以往的研究中获悉，许多受虐儿童长大后都会有性功能障碍、严重抑郁、痛苦的回忆以及毁灭性的人际关系。来自全国各地的转诊病人可以住在该中心安排的公寓里，在此接受一个月的治疗。马斯特斯和作为副主任的马克·施瓦茨合作，但这一伙伴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那样可以带来一些收入，”马斯特斯的一个朋友兼诊所前职员朱迪斯·塞法尔回忆道，“比尔非常担心诊所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比尔还尝试发起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信息帮助热线——顾客可以免费拨打电话并向一位有资质的性学专家咨询任何问题——但是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到1994年12月，如多迪所愿，比尔退休了。他关掉了诊所，离开了自己度过了几乎整个成年阶段的圣路易斯。“在我这个年纪，是时候闻一闻玫瑰的香味了。”他退休时说。“我会写些东西，做点演讲，但不会再给病人治疗，也不会再做研究了。”他很快在亚利桑那州定居下来，和多迪一起在她的老家消磨时光，享受着那里的好天气。

为了帮助体弱的父亲，豪伊·马斯特斯负责了诊所关闭的善后工作。他同意被列为诊所的副主席，在这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把最后一份纳税表格交给政府时，确保所有文件都没有差错。“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没有正在进行的治疗和研究，这些在很久以前都停掉了。”他说。“那里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天都能去的地方。”对父母来说，豪伊一直是个充满爱意的好儿子。他和姐姐一起，在母亲莉比跟父亲离婚多年后，依然非常支持她。1982年3月，莉比遇到海军少将威廉·F·罗耶尔并结了婚，从圣路易斯搬到了缅因州，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平日里她整整花园、做做针线，和美国圣公会的朋友们享受在布斯湾的生活，就像她在拉杜时一样。

但是，豪伊与父亲的关系依然紧张。“非常悲哀的是，比尔几次都说到豪伊非常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比尔后悔他给儿子的时间太少了。”吉尼完全不能理解比尔对豪伊的态度，好像马斯特斯接受了那么多心理治疗培训，却没有从他与自己父亲那折磨人的关系中吸取一点教训。“比尔在许多方面确实对儿子不厚道并且很残忍。”她回忆道。“豪伊根本没有理由喜欢他。他才是那个努力改善关系的人。他在这方面更像他的母亲。”

关掉诊所时，威廉·马斯特斯关于人类性学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做完，他希望在自己退休后，诊所能够继续下去。他尝试申请联邦教育拨款建立一个“强奸危机中心”，以研究性暴力背后隐藏的原因及其症状，但没有成功。性的神经心理学原因依然是最大的谜团。严谨地讲，他从来没有回答《人类性反应》中所强调的最根本的谜团，他承认“关于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有那样的反应这本书没有做出回答”。其他一些欧洲研究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先提出的性反应的4个主要阶段进行了重复和肯定，但并没有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到20世纪90年代，透视及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的出现，使得医生们能够窥见大脑和其他器官的内部运转，这些手段要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在实验室里用过的复杂得多。只要政府放开道德方面的管制并且提供资金，只要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能够重新给他的工作提供人员和支持，马斯特斯相信他们肯定能够解开更多谜团。也许他们通过尝试搜集中风患者、神经疾病患者以及脊髓损伤患者性欲方面的案例，就会给这些病人提供更多的抚慰。

到诊所关闭时，整个国家都在采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模式。正如他们亲自试验的发现推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一样，他们的治疗方法也直接挑战了治疗性问题病人的传统心理分析疗法，使其产生了非常激进的改变。尽管他们的治疗费有了大幅攀升，但比起弗洛伊德疗法还是要便宜得多。“去做两三年的心理治疗，看看那得花你多少钱！”马斯特斯强调。然而到了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疗法的主体——双重治疗组，即一个男治疗师和一个女治疗师共同为夫妇们做治疗的方式——成了受他人操纵的、护理诊疗价格重新评估下医药价格控制的牺牲品。“用两个治疗师的话，成本就要翻一番。”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乐维医生回忆道，他的生活和职业都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了。“现在人们对性宽容多了。所以前来治疗某种特别性问题的夫妇并不在乎(治疗师)是男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