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或许也不奇怪。有人一直把我当作或是漫画或是惊悚电影里某个被世人误解的怪物，其实，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我有时也得意：能够这样做，也是才华哩。没错，这没什么了不起，可它或许是我拥有的唯一才华。有时，我也反思，怎么就禁不住这么观察世界？想着想着，我便扪心自问，我拥有的这点才华真能算作才华？毕竟，才华是你用而非用你的东西。你不能自主“不用”的才华，换句话说，控制你让你为它着魔的才华，是一样很危险的东西。这是我必须检讨的事情。但是，就在我的检讨书最先提到的那个月里，我的这点才华看起来仍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反倒是我的一个长处。唉，福兮祸所伏。

我说的是那个空前残酷的四月。就在那个四月，那场马拉松般的战争，如同所有行将结束的战争，像一个将失去四肢的人，难以继续。那个四月，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人，不过是稀松平常、年复一年的四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国家的所有人，有太多含义。就在那个四月，战争结束了，从此恢复了……啊，用“和平”两字不合适，对吧，尊敬的指挥官？就在那个四月，我在住了五年的别墅里等待结束。别墅外墙嵌有棕色碎玻璃，熠熠闪光；墙头布有生锈的倒刺铁丝网。在别墅，我有自己的房间，正像我在您的集中营里有自己的房间，指挥官。当然，贴切讲，您给我的房间是与外隔绝的单人牢房。在别墅，每天有仆人清理打扫房间；而您为我安排了一个娃娃脸看守，他可不做清理打扫的活。您别误会，我没在抱怨。写检讨书时，住的地方干不干净不要紧，要紧的是清静。

住在将军别墅，晚上挺清静，然而，一到白天便清静不再。将军手下只有我住在他家里，只有我单身，当然，也只有我才是他最靠得住的副官。每天早晨，我和将军一家在柚木餐桌旁用早餐。我陪将军坐在餐桌一头，边吃边读边议各种简报。餐桌另一头，夫人照管四个听话守规矩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四岁和十二岁。餐桌旁会空出一个位子，这是留给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用完早餐，我会驾车送将军去他的办公室，离别墅很近。或许，不是人人担心战争结束，不过，将军为此忧心忡忡。他的担忧甚至害怕不无道理。他身材瘦小，但是，举手抬足，风度卓尔。他久经沙场，获得多枚勋章，每一枚都实至名归。子弹和弹片削去了他的一根手指，两个左脚脚趾，不过，除了他的家人和密友，没人知道他左脚的情况。他的雄心壮志从没减弱过，不过，他对两件事情已不抱希望：一是买瓶上等勃艮第葡萄酒，二是与不只懂往酒里加冰块的朋友一起品酒。他既是享乐主义者又是天主教徒，换句话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的顺序是：先信美食，后信天主；先信太太，后信子女；先信法国人，后信美国人。他认为，这些信仰给人教益，远非一些国家的斯文加利(1)式人物的说教所能比拟；这帮人蛊惑了越南北方兄弟，也蛊惑越南南方部分兄弟：他们就是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以及毛主席。这不是说，他读过这些圣贤的著作，一个字没读过！我是他的副官，一个衔级不高的情报官，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先读《共产党宣言》或毛的“红宝书”之类的书，再给他看我的也是抄来的注解。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表现自己如何了解敌人思想，由他自己决定。他最喜欢拿列宁说的问题说事。只要他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时，会用上我的注解。“诸位，”倘若身边正好有张桌子，他会用暴突刚硬的指关节敲击桌面，问“怎么办？”如果提醒将军，这个问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2)早在他的同名小说里提过，是没任何意义的。如今，有几人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才是重要的人。是的，列宁是行动派，把别人提的问题拿为己用，变成他自己的。

这个四月比任何一个四月都阴郁压抑。在这个月，将军面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向来有办法，但如今束手无策。他追崇独特文明使命的观点(3)，追崇美国精神，最终却被一只叫“怀疑”的小虫叮咬，陡地患上了失眠症，脸像疟疾患者的脸，白里透青，在别墅里转悠。几周前，亦即三月，南越军队北线失守，从那时起，他会冷不丁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或我在别墅的房间里，阴着脸，扔下一沓情况报告之类的文件。“你信吗？”听他语气，我非回答不可。于是，我要么答：“不信，将军！”要么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邦美蜀，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地，一个以咖啡豆闻名的山镇，我的家乡，三月初竟然被洗劫一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南越总统绍，实在不愿提他名字，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地方，竟然命令南越守军撤出高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岘港、芽庄相继陷落，南越军人为了逃命，竟然跟逃难平民争抢船只，从背后射杀平民，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做着间谍该做的事情：将这些文件拍照。照片会让与我接头的敏很开心。我读这些文件，也很开心，因为它们让我看到南越政权行将灭亡。不过，文件提及无辜平民的惨况，我禁不住生起恻隐之心。或许，从政治角度看，我不该同情平民，但假若我母亲还活着，她会是这些平民中的一员呀。母亲可怜，我是她可怜的孩子。没人会问可怜人是否需要战争，也从未有人问可怜人是否想在海上漂流渴死，或者，是否想被自己的军人掠夺奸淫。假设被自己的军人射杀的数千平民活转过来，怎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当初的死法，正如我们无法相信，美国人——我们的朋友，恩人，保护人——竟断然拒绝了我们需要更多援助金的请求。假设有那笔钱，我们会用来做什么呢？当然，买弹药、燃料，买武器、飞机、坦克的配件。这些东西他们以前可是无偿相赠。行为乖张的美国人如今这么做，像给了我们注射器，却不再为我们提供毒品。（“免费东西，”将军满腹牢骚，“让人付出的代价比什么都大。”）

一天早晨，吃完早餐，议完简报上的事情，我为将军点上一支好运牌香烟。他怔怔地瞪着空中，忘记了吸烟。四月中旬夹在手指间的烟卷一点点化作灰，滚热的烟灰终于将他从迷离中烫醒过来。他嘴里蹦出一个有失身份的字眼，孩子们听了忍不住窃笑。夫人叫停了他们，对将军说道：“你再这么等下去，一家人可就都走不了了；事到如今，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才是。”将军装作没有听见夫人的话。说说夫人吧：她的脑袋跟算盘一样细密；她的背直挺如军事教官；她生育了五个孩子，身材仍像处女；她的装束打扮足以令法国学院派画家们浮想联翩。这些画家可是最擅长使用最柔和的水彩与最飘逸的线条。一句话，她集越南女人优点于一身。将军对这份洪福，一辈子心存感激和敬畏。他揉着烫伤的指尖，看着我，说道：“我看，是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了。”趁他再次专注于被烫指尖的空当，我瞄了一眼夫人，她只是扬扬眉头。“您看得准，将军。”我附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