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我们都是兄弟
我们一回去就躺下了。
左巴满意地搓着手，“今天挺不错，很充实。想想看，早晨我们走老远到了修道院，把修道院长给制服了。让他诅咒去吧！然后下山碰到布布利娜，定了亲。瞧这戒指，高成色金子。她说这值两个英镑，是上个世纪末那位海军上将送给她的。她本想留着陪葬，但现在宁可把它们交给金匠打成戒指。人真是个说不清的谜！”
“睡吧。”我说，“安静下来，今天够累了。明天要为架空索道竖立第一根支柱举行隆重的仪式。我已派人请斯特凡神父了。”
“干得好，老板。这是个好主意！叫那山羊胡子来，把村里父老也叫来，给他们分小蜡烛。这种事制造影响，对我们的生意有好处。我干什么你不要管，我有自己的上帝和魔鬼。可那些人……”
他笑起来。他不能入睡，思绪纷乱。
“啊，我的老爷爷，”过了一会儿他说，“愿他的灵魂得救！他也像我一样是个放荡鬼。不过这老无赖，他去了圣墓，回来成了哈吉[1]。天晓得他为什么去！当他回到村里时，他的一个专门偷羊、从来没干过正经事的伙伴对他说：‘喂，伙计，你没有给我从圣墓的十字架上带回来一块木头？’‘我怎么没给你带来！’我那狡猾的老头说，‘我哪能忘记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带上神父，叫他先祝福，我就把它给你。还要带烤乳猪和酒，我们庆贺庆贺。’
“晚上，我爷爷回到家里，他从他那扇全被虫蛀蚀的门上削下米粒那么大的一小块木头，把它裹在棉花里，浇上一滴油，等着。过了一会儿，他那伙伴带着神父、乳猪和酒来了。神父拿出他的襟带祈神赐福。珍贵木块的交接仪式举行后，大家就狼吞虎咽吃起乳猪来。好啦，信不信随你，老板。这家伙在这小块木头面前拜倒，然后把它挂在脖子上。从那以后他彻底变了，上山参加了希腊宪兵[2]和克列夫特行列。他焚烧土耳其村庄，在枪林弹雨里战斗。他有什么可怕的呢？现在他带着圣十字架上的神物，能让他刀枪不入。”
他突然哈哈大笑。
“这事儿全靠一个念头。你有信仰吗？一扇旧门上的木屑也可以成为神物。你没有信仰吗？整个圣十字架就成了一扇破门。”
我钦佩这个人，他的头脑如此坚定而大胆，他的心灵触及之处就迸发出熠熠火花。
“你打过仗吗，左巴？”
“我怎么知道？”他沉下脸，“我记不起来了。打什么仗？”
“怎么，我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去为祖国打仗？”
“你说点儿别的好不好？蠢事过去了，蠢事该忘掉。”
“你把这叫蠢事？用这样的词说你的祖国，你不觉得害臊？”
左巴直起头来看着我。我躺在床上，上面亮着一盏油灯。他一手抓住上唇胡髭，用严厉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着我。
“你太天真，一身书呆子气……老板。恕我直言，”他终于说，“我跟你说的话全都白说了。”
“怎么？”我抗议，“我很理解，左巴！”
“是啊，你用脑子理解。你说这个对那个错，是这样或不是这样。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当你说话的时候，我观察你的胳膊、你的胸脯，它们在干什么呢？它们都保持沉默、毫无表情，好像它们连一滴血都没有。那么你怎么理解呢？用你的脑子？呸！”
“行啦，直说吧，左巴。别躲开问题。”我刺激他说，“我看你并不怎么为祖国担忧，不对吗？”
他火了，朝墙上猛击一掌，把用来做墙的铁皮桶震得哐哐响。
“我，你眼前的我，”他大声说，“我用我的头发把圣·索菲亚教堂绣在一块布上，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挂在胸前。一点儿不错，老伙计，就是用这双粗手绣的，用我当年乌黑的头发绣的。我经常和巴甫洛·梅拉斯[3]在马其顿的山上游荡。我当时穿短裙，戴红色土耳其帽，佩银饰带、护身符、弯腰刀、子弹袋和手枪，是一名比这木屋还高的彪形大汉。我披上铠甲，满身钢铁和饰钉，银光闪耀。当我走在路上，就像一支队伍在行进！啊！瞧！……”
他解开衬衣，脱下长裤。
“拿灯来！”他命令道。
我提灯靠近瘦骨嶙峋的黝黑身体，那胸前布满了弹痕和刀疤，简直像个漏勺。
“再看看另一边。”他转过身，让我看他的背部。
“看，后面连一点儿伤痕都没有。懂了吗？现在把灯拿开。”
“愚蠢！”他怒吼道，“可耻！什么时候人才真正变成人啊！我们穿上裤子，戴上假领、帽子，可还是骡子、狼、狐狸、猪。说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制造出来的！谁？我们吗？天大的笑话！”
好像回忆起了可怕的往事，他越来越愤怒，从他松动和空掉的牙齿中咕哝出一些令人听不清的话语。他站起来，抓住长颈大肚玻璃瓶大口大口地喝水。喝完，凉快了，他稍许平静些。
“不管你碰我哪儿，我都疼。我身上全是伤疤和肿块，你还跟我谈女人！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遇到女人头都不回。我和她们只打一分钟的交道，像公鸡似的，然后继续往前。我心想，这些家伙，她们想吸光我的精髓。呸！让她们见鬼去吧！
“我拿上枪，参加了游击队。有天黄昏，我进了一个保加利亚村庄，躲在一个保加利亚神父家的牲口棚里。神父本人就是个杀人狂，血债累累。晚上，他脱下法衣，换上牧人的衣裳，拿起武器进入希腊人的村庄。第二天黎明之前回来，洗掉满身淤泥和鲜血，接着去做弥撒。在我去的前几天，他杀了一个在床上熟睡的小学教师。所以，我在他的牛棚里，躺在两头母牛后边的粪堆上等着。晚上神父进来喂牲口，我扑上去，像对付绵羊一样杀了他，还割下耳朵放进我的袋子里。我专收集保加利亚人的耳朵。然后，我溜了。
“过了几天，中午时候，我打扮成货郎又来到这个村庄。我把武器放在山上，下山给伙伴们采购面包、盐巴和鞋子。在一户人家门前，我看见五个穿着黑色丧服的小孩，光着脚，伸出手来乞讨。三个女孩，两个男孩，最大的一个也不过十岁，最小的一个还是个小娃娃。最大的那个女孩抱着他，哄他、亲他，不让他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神灵的感召，我走到了他们跟前。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乖乖？’我用保加利亚语问他们。
“孩子中最大的那个男孩抬起小脑袋：‘就是那天在牛棚里被杀害的神父的孩子。’他回答我。
“我哭了，感到天旋地转。我靠在墙上，才慢慢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