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艾米的大脑

我终于拎起电话收听那条留言，就是上周四我离开医院时在无意中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上了年纪的艾米·贝莱特的年轻的声音。“内森·祖克曼，”她说，“我是在一个叫理查德·克里曼的无赖寄来的一封信里知道了你的地址。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再搭理我，或许你根本不记得我了。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马萨诸塞州见过面。是在冬天。我当时是阿西纳学院的学生，E.I.洛诺夫是我的老师。我那时在剑桥工作，而你是夸赛艺术村的新锐作家。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洛诺夫的家里做客。那是在很久以前的伯克希尔山，那天晚上还下了雪。如果你不想回电，我也不会怪你的。”她留下电话号码后挂断了电话。

我再次草率行动，甚至连克里曼的动机都没有去考虑，他的动机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把艾米和我联系起来又能指望得到些什么呢？可我并没有在克里曼身上多费心思，我也没去多想在她从克里曼那里得知我的住址后是什么促使这个虚弱的女人——她的脑瘤没有康复，但也不会立时三刻报销——和我联系的。我也没有考虑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去回应她的留言，其实我此刻唯一的念头应该是纠正想要恢复健康的错误想法，回家去继续我的平静生活，而不是待在这里勉为其难。

我拨通了她的号码，就好像它是找回曾经将我们包围的健全的密码；我拨通号码，就好像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了一生，那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就好像重新设定了一下烤炉的时间。我再次恢复了心跳，不是因为我焦急地期待着走进杰米·洛根的世界，而是因为我回想起一九五六年时的艾米，乌黑的头发、幽暗的眼睛和自信的面容——想到她那伶俐的口才、可爱的神情和敏捷的头脑，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只有洛诺夫和文学的世界。

我一边听着电话铃声，一边回想起在小饭馆里看见她脱下那顶褪色的红雨帽露出奇形怪状的头颅，那是不幸的命运留下的打击。“太迟了，”我当时这么想。我起身付了咖啡钱，没去打搅她，就直接离开了。“让她坚强地活下去，不要再去搅扰她了。”

希尔顿宾馆里的一切都是标准式样的，既乏味又平庸，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可我想要联系上她的决心把我拉回到将近五十年前的世界，那时我注视着这个带外国口音的异国情调的姑娘，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来说，她似乎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拨通了号码，此刻的我已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人，可我的完整比起别人来可谓不多也不少，一九五六年她遇见我时我还是个新锐作家，到了当下的二〇〇四年，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旁观者（命运弄人啊！）。然而，我从没像现在等着她接电话时那样觉得自己依然稚气未脱，觉得自己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既一本正经又兴奋好奇，觉得自己充满了荒唐的欲望，到我这把年纪还欲壑难填实在是好笑。当她接起电话，我不知在电话线那头的她是哪一个她：是过去的艾米，还是现在的艾米。声音中传递出一份少女的热情与清新，宛如她就要去参加一场舞会，可是脑袋被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切开这么个情景也实在太恐怖了，恐怖得叫人无法忘怀。

“我在麦迪逊广场和九十六街拐角的小饭馆里看见你了，”艾米说，“我觉得不好意思和你打招呼。你现在可是个重要人物呢。”

“是吗？在我住的乡下可不是。你好吗，艾米？”我问，只字未提我对她的外表的残酷改变感到的震撼，也没说我也一样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和她打招呼。“我们相识的那个晚上，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大雪纷飞之夜。我不知道他到死也没有和他的妻子离婚，直到我看见他的讣告。我还以为他后来和你结婚了呢。”

“我们没有结婚。他做不到。那也没关系。我们在一起过了四年，主要都待在剑桥。我们在欧洲生活了一年，回来后他就不停地写作，偶尔也教教书，后来他生病了，然后就死掉了。”

“他是在写一本小说，”我说。

“将近六十岁的人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白血病要了他的命，他是能够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主题。普里莫·莱维(1)自杀后，大家都说那是因为他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认为那是因为他的写作主题是关于奥斯威辛的，他奋笔疾书生命里最后的一本大作，以异常清晰的思路来沉思当时的恐怖。每天一大早起来就投入那种题材的写作，任何人都会自杀的。”

她是在说莱维的《被淹死和被拯救的》(2)一书。

“曼尼(3)真的那么惨呀，”我还是第一次称他为曼尼。在一九五六年，我是内森，她是艾米，而他和霍普则是洛诺夫先生和太太。

“接二连三的事情使他很不开心。”

“那对你来说也是个艰难时期啰，”我说，“虽说你们俩得到了你们想要的。”

“那是个艰难时期，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以为那也是他想要的。他知道那不过是他以为他想要的而已。一旦他摆脱了束缚，终于和我在一起，一切就都不同了——他变得阴郁，他变得冷漠，他变得暴躁。他的良心在折磨着自己，实在是糟糕。我们住在奥斯陆的时候，到了晚上我常常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身边，恨得人都僵住了。有时，我祈祷他会在睡梦里死去。后来他得了病，生活就又变得理想了。我还是他的学生的时候，事情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是的，”她说，意在强调她是不会隐瞒事实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困境中，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狂喜不已，然而等到雨过天晴，我们反而变得落落寡欢。”

“可以想象，”我说，一边在想着她说的这个词：狂喜不已。是啊，我记得我也有过狂喜。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可以想象，”她答道，“但也不可思议。”

“哪里，没有的事。接着说吧。”

“最后的那几个礼拜着实可怕：他神志不清，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有时他会发出点叽里咕噜的声音，在空中挥挥手，可你一点也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在他临终前的几天里，他可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当时在卫生间里，我蹲在他前面替他换纸尿裤。‘这简直是瞎胡闹，’他说，‘快给我滚出去！’接着他就揍起我来。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别人，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兴奋。他还有力气像那种样子打我。他是不会死的！他是不会死的！后来连着几天他不是毫无意识，就是意识混乱。‘我掉到地上去了，’他在床上大喊大叫，‘快把我扶起来呀。’后来医生过来给他注射了吗啡。第二天早上他开口说话了，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昨天的失态。他说：‘结局是如此浩瀚，它自身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花言巧语，只需朴实的描述。’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引用某人的句子，或者是从他读过的书本中想到了这些，也或者这就是他的最后遗言。我不能问他。这都无所谓。我只是抱着他的头，把他说的话念给他听。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号啕大哭起来。可我还是对他说：‘结局是如此浩瀚，它自身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花言巧语，只需朴实的描述。’曼尼费了老大的劲朝我点头，后来我就一直在书里寻找这个句子，内森。可我没能找到它。是谁说的呢，是谁写的呢？‘结局是如此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