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冤家命定（第2/7页）

在那篇题为“幸存者的伤心事”的报道旁边，是日记作者的父亲的照片，他“如今年已六十”。他孑然一身，站在普林森格拉赫特运河上一所楼房前面，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就是在这所楼房里，他的死光了的一家人曾经临时安家，苟延残喘。

接着是她的故事中洛诺夫肯定会认为不大可能的部分。但是她本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就是大家都认为她已死了，而其实她还活着。凡是知道战争快要结束的几个月里情况是如何混乱——盟军到处狂轰滥炸，党卫军四窜逃命——的人，都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至于有人说看到过她在贝尔森死于伤寒，不是把她同她姊姊玛戈搞错了，就是因为看到她长时间昏迷不醒，以为她一定也已死了，或者是看到她被看守用车拉走，以为她必死无疑。

“贝尔森是第三个集中营，”艾米告诉他，“我们最初给送到韦斯特博克，在阿姆斯特丹北面。那里有别的孩子可以在一起说说话，我们又回到了露天的环境——除了提心吊胆以外，别的其实并不太坏。爹爹住在男营房里，但我生病的时候，他仍能想办法在夜里到女营房来，到我床边，握着我的手。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后给送到奥斯威辛。在货车里过了三天三夜。终于打开了车门，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男人给推在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那是九月初。我在十月底见到母亲最后一面。那时她已几乎说不出话来了。玛戈和我从奥斯威辛给送走时，我不知道她究竟明白不明白。”

她接着说到贝尔森的情况。装在牲口车上幸免一死的人，起先住在荒地上的帐篷里。他们和衣睡在光秃秃的地上。好几天没有吃的和喝的，秋天的风雨刮破了他们的帐篷，他们就只好在风雨中露宿。最后搬到营房中去时，他们看到营地外小沟里堆满了尸体——那是由于伤寒和饥饿而在荒地上死去的人，到冬天来临时，还活着的人似乎不是有病，就是快疯了，那时，她眼看着姊姊慢慢地死去，自己也开始病倒了，玛戈死后，营房中照顾过她的是哪些妇女，她已记不得了，也不知她们的下落。

她在获救后，曾在医院里长期养病，康复后她没有照一家人本来约定的那样，一旦失散，就到瑞士某地去相会，这也并不是那么说不通的。一个身体虚弱的十六岁姑娘，没有钱，没有签证——更没有希望——只是为了到达目的地以后，弄清楚自己就像原来所担心的那样孤苦伶仃，一无所有，她会去做这样的长途跋涉吗？

不，不，说不通的是：她没有打电话给《时代》杂志，告诉他们，“我就是写日记的人——请代我寻找奥托·弗兰克！”她只在笔记本中记下了那一期杂志封面的日期，补了牙以后，就带着教科书到图书馆去了。说不通的是——不可解释、不可辩解，使她良心仍感内疚的是——她一如既往那样镇静、仔细，查阅了《纽约时报索引》和《期刊文献读者指南》，找“弗兰克，安妮”和“弗兰克，奥托”以及“Het Achterhui”条目，查不到以后，又到图书馆最底层的书库中去找过期的报刊。她在吃晚饭以前剩下的时间里，坐在那里反复阅读《时代》杂志的文章，一直到能背出为止。她细细观看她父亲的相片。如今年已六十。起作用的就是这句话——使她又一次成了那个在阁楼中为他剪发的女儿，在那里跟他学习功课的女儿，一听到盟军轰炸机飞过阿姆斯特丹上空就会跑到他床边，钻进他的被窝，抱紧他的女儿：突然之间，她成了那个失去了的一切已由他来代替的女儿。她哭了很久很久。但等到她到宿舍去吃晚饭时，她装作没有什么灾难再次降临到奥托·弗兰克的安妮的头上的样子。

但是这也不奇怪，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决心不谈她的苦难经历。作为一个独立生活的年轻姑娘，决心是她的优点。要不然她怎么能独立生活下来？她在英国的第一个寄父是丹尼尔大叔，她有许多原因无法忍受他，但千条万条，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每逢有人进了他家的门，他迟早总要开始介绍艾米在战时的种种遭遇。还有伦敦北面那所学校的年轻教师吉丁斯小姐，她在上历史课时总是要对这个犹太小孤女投以柔情的眼光。一天放学后，吉丁斯小姐带她到本地一家茶室吃柠檬冻蛋糕，向她问集中营的情况。艾米觉得不得不答复，因此当她证实了吉丁斯小姐以前听到过而总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故事时，吉丁斯小姐热泪就要夺眶而出。“可怕，”吉丁斯小姐说，“真可怕。”吉丁斯小姐像她自己历史课上的一个学生那样，徒劳无益地努力要想了解过去，这时艾米却一声不响地喝她的茶，吃她的美味可口的蛋糕。“为什么，”伤心的教师终于问，“几百年来大家都憎嫌你们犹太人？”艾米霍地站了起来。她吃了一惊。“别问我！”女孩说——“去问憎嫌我们的那些疯子！”从此以后，她就不再同吉丁斯小姐交朋友了——也不同任何向她提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的人交朋友了。

她到英国几个月以后，就下定决心，要是她再从丹尼尔大叔嘴里听到一声哭丧的“贝尔森”，她就逃到南安普顿去，上一艘美国轮船，偷渡到美国去。她对纯种英国教员在学校里对她表示的啧啧同情也感到厌烦。有一天星期六，她在烫一件衬衫的时候，就拿起熨斗烙了胳膊。邻居们听到她的尖叫纷纷跑来，把她送到了医院急诊室。等到绷带解下来时，胳膊上原来烙的集中营囚犯号码已成了半个鸡蛋大小的一块紫色疤痕。

她的继父母只说这是一桩意外，但在这次意外事件后，丹尼尔大叔通知犹太人福利委员会。他的太太健康欠佳，他们无法再收留艾米在家。这个孤儿就被送到另一家——后来又到另一家。不管是谁问她，她都说她是在纳粹侵入前的那个星期与一批犹太学童一起从荷兰撤出来的。有时她甚至没有说这些学童是犹太人。抚养她的犹太家庭虽然对她的说谎感到不安，也只轻轻责备一声了事。但是她不能忍受他们因为奥斯威辛和贝尔森的缘故把援助的手搁在她的肩上。要是后来有人觉得她与众不同，那不是因为奥斯威辛和贝尔森的缘故，而是因为她在那以后使自己成了那个样子。

他们都是好心肠的照顾周到的人，他们尽力要使她明白，她在英国不再有危险了。“你一点也不用害怕，一点也不用担心，”他们向她保证说，“也不用觉得有什么抬不起头来的。”“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有的年轻人要想隐瞒他们的犹太血统，问题就未必如此。”“也许别人不是如此，”她对他们说，“我可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