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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谈起自己儿时的经历是1996年的事，那时我还在做治疗，但是状态已经很好了。我很坚强，并且更加了解自己是谁，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用了好久去理解我家人的所作所为。

在公众面前演讲是因为维罗妮卡的关系，那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聊天，在闲聊一会后，她问：“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我已经好多了，谢谢。”

“奥尔加，你第一次来找我希望我可以聘用你时，我抓住了那次机会，是因为你正在做的事，你想要被治愈。我希望你可以坚强地与人分享你从暴力中得救的经验，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你愿意从一个从中解脱出来的人的角度来分享经验吗？”

“真的吗？”

“是的，我想你会做得很好。”

我想了一会儿：“是的，我也这么想。”

“你可以来参加在圣路易斯的一个会议吗？是一个关于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家庭的，你可不可以去谈谈你的经验？”

我又想了一会儿：“可以，我想我可以谈谈这些。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坐飞机，坐飞机有点儿恐怖。”

“你想好能否坐飞机后，就告诉我。不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监督我们参与的关于儿童虐待的补助金项目。”

“好的，我会的。”我很高兴可以为这样的项目做点儿什么，维罗妮卡看上去对我的能力很有信心。或许我能让一些事情变得不同。维罗妮卡微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

我坐在那里想着维罗妮卡的话：人们真的在意我的想法吗？他们会在意我说的东西吗？我是一个律师，不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我愿意让陌生人知道我患有DID吗？或许我们可以只谈谈虐待的事，而不是去谈内心的各个部分。最后我决定：我们只分享曾经遭遇的虐待，不去说内在的各个部分。

第二天，我坐在萨默医生办公室，感到很兴奋，很想告诉他我的新任务。他把茶递给我，我告诉他：“维罗妮卡希望我来管理我们补助的儿童虐待项目，她觉得我可以给这些项目提供办公室其他人给不了的东西。”我停下来观察他的反应，他认真地啜着他的茶，他关注到了我做的事，他的表情看上去更严肃，他稍微睁大眼睛，额头上的皱纹显现出来，这些都是一些微妙的变化，但我可以觉察到，他看上去并没有很关心这些。

“这听上去很好，奥尔加。我感兴趣的是，你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你知道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让你从中得救的。”

我坐在那里想着他的话。“她想让我去圣路易斯参加一个会议，做一个演讲，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去。”

“我发现你有些犹豫，你在担心什么？”

“你觉得人们会愿意听一个律师讲儿童虐待的影响吗？你觉得他们会在意我怎么想吗？我不是你，萨默医生。”

他笑着听完我直白的表达。我当然不是他。

“不，我是说，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这种想法不对。”他插话道，“你已经得到了很多训练，你从多年被虐待的过程中活下来，也接受了多年的治疗，你比许多临床心理学家和学者知道的更多，你知道那种感受，你知道是什么让你好起来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害怕，萨默医生。”

“你在害怕什么？”

“所有的事情。我害怕再去感受那些事，我害怕再提起那些事。”

“你觉得你说出来，它就会变得更真实？”

“是的。”

“奥尔加，它的确是真实的。随着你的生活、成长和不断地整合，你会渐渐发现，这有多么真实，这些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越有能力去感受，就越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他提醒我，“同时，你也越来越能感受到生活不好的一面，它会让你受到伤害，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你已经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了，所以你做这些事时会觉得悲伤，但我相信它会让你提高感受事物的能力，包括美好的事物。并且，你有机会帮助别人。”

我感到熟悉的紧迫感，那种逃避新事物，逃避我无法预料或者不安全的事情时的那种紧迫感，但我已经学会通过认真倾听不同部分的恐惧安慰她们，让这种感觉平复下来。每次，我在没有惊恐发作的情况下做了一件曾经觉得很可怕的事，内在的部分看到后就会越来越相信我，渐渐地，我可以做越来越多的新事情了。

“我担心飞机。”我顿了一下更正自己，“年幼的部分害怕坐飞机。”

“她们在怕什么？”

“飞机上空间很小又有很多人，还要坐在人群中，她们害怕这种环境。”我停了一会儿，听一听内在其他部分的声音，萨默医生刚要开口回应，但我打断了他，“其他部分会在飞机上恶心，每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恶心，如果我呕吐，父亲就会打我们，这些想法让我害怕。”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事，我们曾经在你很难过的情况下用催眠和积极想象帮你保持平静，避免惊恐发作。我可以录一个磁带让你在飞机上听，起飞、飞行和着陆期间，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处在一个平静的地方，听见已经到达圣路易斯的播报时，你就会醒来，这样可以让你的旅程更轻松些吗？”

“能这样太好了。”

“好的，下一次咨询我们来录这个磁带。”

“谢谢你，萨默医生。如果这个录音没有用怎么办？如果某个部分从催眠中挣脱出来怎么办？”

“那你就吃一片氯硝西泮缓解焦虑。”

1996年，在萨默医生录音磁带的帮助下，我飞到了圣路易斯，我没有惊恐发作，也没有服用氯硝西泮。

在圣路易斯，我讲到我看着父亲打母亲，并且被父亲性虐待的事，我选择不去讲父亲死后，哥哥们是怎么虐待我的，也没有讲被逼卖淫的事，那些太复杂、太痛苦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讲这些，并且还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真倾听内部的各个部分能够分享的东西，仔细琢磨自己讲的话，这也是在向各个部分证明我会保证她们的安全，这是获得她们的信任的办法。那天，我只向听众笼统地讲道：“我就是接下来几天会不停提起的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中的一员，我痛苦地看着父亲对母亲做可怕的事，并且我也曾经被父亲性虐待。所以，我想提醒你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样的讲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回想当时，我并没有说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也没有说太多别的东西，但我却觉得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