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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弗利回到他和贝特西一起生活的塔利弗基地，心中一直在想他发疯了，或者说他看见他父亲的鬼魂了。当然啦，他取后一种解释，但是他还不能跟他的妻子说这些事儿，他也不能给他的哥哥摩西解释为何河巷的房子一直空置着。在西行的飞机上，他父亲的影子一直跟随着他。哦，父亲，父亲，你为什么回来呢！他纳闷，利安德对塔利弗基地会怎么想？

这导弹研究和开发基地内一共有两万人。像任何社会一样，不管他们的愿望如何，人都被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和低级。庞大的贵族阶级由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商务人员构成中产阶级。广大的无产阶级包括机械师、地面人员和导弹发射塔架维护工。大部分贵族阶级被分配了地下掩蔽所，虽然这事儿从来就没有被公开说过，但很明显一旦发生大灾难，这些无产阶级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招来一些抱怨。这基地最生命攸关的地方是沙漠边缘那二十九个导弹发射塔架、蚊子形状的原子反应堆、地下实验室、机库和两平方英里 [13] 的计算机和管理中心。基地关注的问题全是地球以外的东西，虽然常识往往会阻止人们对在塔利弗进行的科学研究规模之庞大和在科学家之间造成的非理性的间离感、孤独感和妄想进行感伤或直白的讽刺。这毕竟是一种显示巨大智力差别的生活方式。

安全总是一个问题。从来没有人在报纸上提及过塔利弗。在公众的视野中它并不存在。这种对于安全的关注似乎限制了基地每一个层面的生活。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贝特西正在看电视。科弗利带着宾克西到购物中心去了。她透过窗子看见街对面的汉森先生将他家抵御风雨的外重窗卸下来，换上纱窗。他有一架木扶梯。他将木扶梯小心翼翼地放在花坛上。他卸下外重窗，拎到车库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似乎不在家。在那儿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他卸完了第一层外重窗，开始卸楼上卧室的。扶梯不够高，他只能从开着的窗户探出身子去卸铰链，把它们直着偏斜地拿进屋子里来。有一扇窗户的铰链扭曲变形生了锈。窗户卸不下来。他跨坐在窗台上，猛拽窗户。他从窗台上摔了下去，啪的一声掉在了几个星期以前他刚砌的一个小小的水泥台面上。贝特西从窗户呆望着他的身体很长时间。那身子一动也不动。她又回到她的电视机前。二十分钟后，她听见了鸣笛声，一辆救护车来到街上，将那仍然一动也不动的身体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那天晚上她获知他当场就死了。是几个孩子报的警。她为什么不报警呢？她怎么来解释她的异常行为呢？在她的冷漠背后似乎存在着对于安全的顾虑。她不想做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她注意的事情，不想牵扯到任何可能需要作证或者回答问题之类的事情中去。也许她对于安全的考虑促使她全然忽略邻居的死亡。

科弗利觉得给利安德解释起来会有些困难，尽管他是作为一个磁带转码员受到训练的，为什么当他从雷姆森派克调到塔利弗后却转向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了。这是由于人事部门的计算机出了问题，而他也没有去申诉。他们生活在一个种族杂居的社区。贝特西急需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科弗利确实也申请迁到别处去，但政府管理房产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种申请。话又说回来，科弗利对他现在的居处也并非十分不满意。道路两旁种上了银杏树，在树下孩子们穿四轮溜冰鞋溜旱冰，鸣啼的鸟儿在树上搭了窝。在晚餐前，坐在后花园里，他可以看到远处导弹塔架后面干燥的山区暮色慢慢移动，那是一种可憎却也强烈的光辉。他们拥有一座小小的花园和一个可以烤肉的烤炉。他们右边的房子住着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人，他在国际关系部工作。阿姆斯特朗在捉刀撰写航天员纪事时养成了一种枯燥无味的男子汉式单音节写作风格。左边的房子居住着一个名叫墨菲的塔架维护工，星期六晚上他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揍老婆。沃普萧家的人跟墨菲家的人相处并不十分融洽。一天上午，当科弗利正在工作的时候，电子信号牌上显示有人打电话给他。他走出安全区去接电话。是贝特西打来的。“她偷我们家的垃圾桶。”贝特西说。

“我不明白，亲爱的。”科弗利说。

“是墨菲夫人，”贝特西说，“今天上午收垃圾的人来了，他以前总是星期二来的。收垃圾的将垃圾拿走后，她将我那个漂亮的、崭新的电镀马口铁垃圾桶拿到她家后院去，将他们家那只从卡纳维拉尔角带回来的破烂的旧塑料玩意儿放在我们家。”

“好啦，我现在也帮不上忙，”科弗利说，“我五点半到家。”

当他到家时，贝特西仍然非常激动。“你现在就到那儿去把它拿回来，”她说，“他们会将桶里装满垃圾，声称那就是他们家的。你应该在桶上漆上我们家的名字。你现在就到那儿去把它拿回来。他就在那儿，正在割草呢。”

科弗利从家里走出来，走到两家的边界上。彼特·墨菲刚打开他的割草机。远处的山脉是蓝色的。在一天的这个时光，每家屋宇景致相似，而这单汽缸的割草机和这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子给这个场景带来一种少有的异样感觉，仿佛科弗利并不是想指责他的邻居或是他邻居妻子的偷窃行为，而是来说促销指数的上升表明直接邮寄广告的效果毋庸置疑地强大。简而言之，他们所处的现实和他们的激情似乎受到了挑战。远处的山脉是由火和水造成的，山谷里的房屋却显得如此虚无缥缈，薄暮中似乎散发出一种衬衣硬纸板的味道。科弗利神经质地捏着指关节，摇一下头向彼特示意。彼特推着割草机就在他面前经过，由于割草机的声音太大，他没能听清科弗利的话。科弗利等待着。彼特在草地上转了一圈，又走了回来，关上割草机，在科弗利面前停了下来。

“我妻子对我说，你们偷了我们家的垃圾桶。”科弗利说。

“那又怎么样？”

“难道你们习惯拿别人家的东西吗？”科弗利不仅愤懑，而且更加迷惑了。

“听着，小嫩蛋，”墨菲说，“在我长大的地方，你要么偷，要么去吃土。”

“然而这并不是你长大的地方。”科弗利说。这样出击出错了方向。他似乎在给这场争论作注释。由于对自己的正当立场充满信心，他用一种严肃又圆润的声音说话，只是这种声调由于那种老派的或者说乡下的矜持打了折扣。

“劳驾你把垃圾桶还给我们好吗？”他询问道。

“听着，”墨菲说，“你现在闯入我的领地了。你正待在我的土地上。离开这儿，要不我就废了你。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揍歪你的鼻子。撕下你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