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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弗利没有再见到卡梅伦。他在办公桌前修改他关于天堂明珠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无聊地度过了几天的时光。一天上午，有人命令他到安全部门报到。他猜想，他可能会因为丢失皮包而受到起诉，心中琢磨他们会不会逮捕他。科弗利是那种以不可思议的沉重负疚感干活的人。他的负疚感就像是一个偌大的疮疤被遮盖在衣服下面，他能心存这种负疚感而毫不痛苦，直到它被触动的那一天。一旦它被触动，它就会使他身心交瘁，使他痛苦不堪。他是保持那种乡间美德—真诚，守时，清洁，勇敢—的典范，但是，一旦他受到社会上强大势力的指责而做错了事，他的自尊便轰然倒塌了。是的，是的，他是一个罪人。是他宰了大使，典当了珠宝首饰，将设计图给了敌人。当他走近安全部门的办公室时，他感到深深的内疚。那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髹漆成奶油色，有八名或者十名男女走在他的前面。那像是一间医生或牙医的接待室，一间领事接待室，一条法院的走廊，一间招聘办公室。这个让人等待的地方看上去就像一个令人惊异的宏大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个个地被叫到名字，被带进奶油色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回来的，似乎那儿还有出去的路。他们的消失在科弗利看来是一种恶兆。最终，有人叫喊他的名字。一位漂亮的秘书，脸色阴沉，一副挑剔的样子，将他领进一间看上去就像是老式法庭的偌大房间，在抬高的底座上有一个法官席，在法官席后面站着一位上校和两个穿便衣的男子。在法官席下坐着一名录音师。左手是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旗座里。这丝织的旗帜镶着金边，沉甸甸的，永远不会离开它的旗座。即使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举行一次漂亮的游行，它也不会离开它的旗座。

“科弗利·沃普萧？”上校问道。

“是的，先生。”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安全证吗？”

“可以，先生。”科弗利递上他的安全证。

“你认识圣博托尔夫斯船珀巷的霍诺拉·沃普萧小姐吗？”

“是船舶巷，先生。”

“你认识这位夫人吗？”

“是的，先生。我认识她一辈子了。她是我的姑妈。”

“为什么你没有向安全办公室报告对她罪行的指控呢？”

“她的什么？”她能干什么呢？纵火？在廉价超市偷东西被抓了？买了一辆车，往人群撞去了？“我对她罪行的指控一无所知，”科弗利说，“她给我写信说在她屋后长着一棵冬青树。冬青树患锈病了，她想给它打药。关于她，我就知道这些。你能告诉我她受到什么指控了吗？”

“不能。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的安全证被暂时吊销了。”

“但是，上校，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明白。她是一个年老的女人，我不能对她的所作所为负责。我可以上诉吗，有任何上诉的渠道吗？”

“你能通过卡梅伦办公室上诉。”

“但是，没有通过安全审查的证件我哪儿也去不了，先生。我甚至连到男厕所去都不可能。”

那职员填写了一张小纸条，看上去就像一张允许垂钓的证明，交给了科弗利。他一看，那是一张有效期为十天的有限安全证。他感谢了这位职员，从一扇侧门走了出去。此时，另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被带了进来。

科弗利立刻前往卡梅伦办公室，接待员说老人不在城里，至少两星期之内他是不会回来的。科弗利请求见他曾在大西洋城与之共用午餐的科学家伯伦纳。这姑娘让他去了伯伦纳的办公室。伯伦纳穿着他这一阶层经常穿的羊绒套头衫，坐在一张彩色的手写板前，手写板上写着方程等式和一句话：“请购买帆布胶底运动鞋”。在他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一只花瓶，花瓶里是一朵蜡制的玫瑰花。科弗利告诉伯伦纳他的问题，伯伦纳同情地听着。“你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绝密的材料，是吗？”他问道，“老人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去年，他们辞去了计算机中心的门房，似乎就因为他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短暂地当过一阵子妓女。”他抱歉地离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带进来另一个组员。卡梅伦在华盛顿，他将从那儿前往新德里。这两位科学家建议，科弗利飞往华盛顿，在那儿把他截住。“他好像喜欢你，”伯伦纳说，“如果你找到他，他至少可以将你的临时安全证延长到他回来的时候。明天上午十点，他要参加一个国会听证会。在七六三房间。”伯伦纳把房间号码写了下来，递给科弗利。“如果你到得早的话，你也许可以在他发言之前跟他说上话。我想听证会不会有太多的听众。这是今年他第十七次被拷问，人们已经失去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