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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挤奶间里的是另一位奶罐车司机。他一直笑眯眯的,年纪也比较轻。
“你好啊,赫尔默,”我一进门,他就招呼道。如果挤奶间里是那位年纪大、脾气也大的奶罐车司机,那我通常都会避而不进。年轻人侧着身子,一只手撑在贮奶柜的边沿。他一会儿看看贮奶柜的里面,一会儿又看看脚边的那根输奶软管。我很想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能够直呼其名,可每次见到他,我都想不起他叫什么来着,所以最终只能朝他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阿里去世了,”他说。即便是这样的坏消息也没有使他脸上的微笑消失。
“去世了?怎么会的?”
“心肌梗塞。”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就在他自己家里。”
“就在不久前,有一天,我还在想,再过几年他就可以退休了。”
“是啊,他本来打算干到六十岁就退休的。”
“他多大年龄?”
“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年纪还太轻了。”贮奶柜已经空了,他旋下输奶软管,让里面最后的一点点牛奶顺着管子流到地上,然后,他将软管卷绕到奶罐车背后的那根卷轴上。“年纪太轻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他走到我面前,两腿叉开,双手撑在屁股上。他的脸上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嘴角稍稍歪斜,露出里面的牙齿。“看来,你只能暂时凑合着跟我打交道了,”他说。
“上帝保佑我,”我说。
这时,微笑变成了哈哈大笑,露出嘴里更多的牙齿。他没有跟我说一声再见,就向驾驶室走去。阿里去世了,这个消息,我们就这么一笑而过。通常,谈论过这种事,大家都不会接着再闲聊其他的事情。他打开驾驶室的门,敏捷地向上一跃,蓝色的裤子紧紧地裹住他那条向上跳起的腿,看得出,这腿的主人必定是个溜冰高手。我走出院子,目送着奶罐车向远处开去。如果他这时候看一眼后视镜,就会看到我站在那儿,一如去年夏天那个红发小伙子所看到的。天在下雨,两只驴子垂着脑袋站在门口。雨要是不肯停下来,我就得让驴子回到厩里去。我抬起头,望着被雨淋湿的场院。
年纪大,脾气坏,死了,我心里在想。
尽管我是长子,但在他去世之前,人们一直称我们为亨克与赫尔默。通常,我午后会睡个午觉,以前我一直在他的床上睡午觉,不过最近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卧室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当然还因为父亲就躺在隔壁,靠得太近了。我一般是侧身弓腿地躺在床上,很久以前我俩合睡一张床的时候就是这种姿势。现在,我改在沙发上睡午觉。自从阿达对我的床作出了那番评论之后,再躺在上面我就觉得不舒服,尤其是白天。几天前,我到蒙尼肯丹(1)去买新床。我最终选定的那一款其实主要由两层床垫构成,下层床垫底下的床腿非常短。商家很快就会把床送到家里来——他们说会打电话通知我的。“肯定在圣诞节之前送货上门,”那位笑容可掬的床具推销员是这么说的。我又到另一家商店买了一床羽绒被和两个羽绒被被罩,一床是淡蓝色的,另一床是深蓝色,我相信阿达的眼光。羽绒被现在就搁在卧室的一角,我还没有把它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新买的两个枕头也没拿出来。我当时只想买一个枕头,不过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一个扎着两条黑辫子的小丫头)带着那么强调的语气问了句“就要一个吗?”我觉得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改口说,“不,当然买两个。”要等新床送来之后,我才会把这些东西拆开来,而眼下,我睡觉时盖的依然是那几条磨破了边角的旧毛毯和那床单人被单。
亨克与赫尔默,而不是赫尔默与亨克。有些人对自己人生最初的四、五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记忆,我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真的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事,我也怀疑这记忆已经混杂失真,有些事其实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我真正的记忆始于五十年代。我不知道,在那之前,父亲是不是也经常揍我们。
只要看到我们俩在一起,父亲就会勃然大怒。他总认为我们这两个孩子结成了统一战线,而他必须同时对付我们两个。他认为我俩在一起密谋共同反抗他,认为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跟他作对,还认为我们看着他的眼睛就是为了冒犯他。我挨的揍最多,因为我是长子,所以我“必定是带头搞鬼把戏的那一个”。他会抡起拳头把我们狠狠地打一顿,如果时间充裕,他还会脱下脚上的木屐抽打我们的屁股,有时也会用木屐敲打我们的后背。为什么我挨的揍会更多呢?这兴许跟我的名字有一定的关系。赫尔默这名字来自我母亲的家族,而亨克这个名字则来自他自己的父亲。
挤奶前,我要先让驴子回驴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需打开驴棚门再走向驴厩就可以了。还没等我走到驴厩边,它们就已经站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先放它们进去,然后拿起一个甜萝卜并把它切碎,再把切碎的萝卜块扔进饲料槽。随后,我又在草料架的栅条之间塞了几大把干草。我已经交代过特尼和罗纳尔,每次都必须事先问清楚是否可以给驴子喂食。如果由着他们去,那么不消几天,驴子就会发福或者生病。雨水啪啪地敲打着屋顶的瓦楞,我轻轻地挠着驴子的耳朵。它们吃得太专心了,根本顾不上理会我。离开之前,我打开了电灯。它们没有抬头目送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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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尼肯丹(Monnickendam),荷兰历史老城,位于荷兰西北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九英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