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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床还真把那几个送货员给折腾了一阵子。床是无法拆卸的，从前门搬进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从门厅进入起居室的那个弯角就不那么好转了。原先的那张床，我一挤完牛奶就把它给清理出去了。床垫竖起来放到亨克的卧室里，木头床架则扔到了厩肥堆旁边的木柴堆上。那一堆木柴已积了不少，等到除夕之夜，如果那会儿风向没问题、又不下雨的话，我也许可以燃起一堆篝火。几个送货人在卧室和起居室里走动，地面上留下了沾满泥巴的脚印。他们连咖啡都不肯喝一口，因为还有好几张床等着去送。他们走了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都感觉冷飕飕的。刚才，大家光顾着在门厅里摆弄那张床，谁都没有顾得上去关前门，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寒冷的东风从侧面斜刮过来，拍打着正面的那扇窗户。今夜，将会有严重的霜冻。

这张床有个瑞典或是丹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床名里有个字母A，字母的上边还有一些小圆点。床很宽，上面饰有蓝白相间的格子图案；这下，不管是横躺还是竖躺，我的脚再也不会伸到床沿外面了。在我整理新床的这段时间里，父亲不停地大喊大叫。他一定特别想知道楼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里一阵惊慌，我突然想不起来自己把钥匙放哪儿了，但接着，我就回想起来，钥匙是留在钥匙孔里的。我给一个枕头套上枕套，把它放在床上合适的位置，然后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要是几扇门都开着，我只要坐在母亲的椅子上，再往餐桌前倾过身子，就能一眼望到卧室的里面。两个枕头。我干嘛要买两个枕头呢？不过，床上如果只放一个枕头，看上去是有点奇怪：这么宽大的一张床，会显得有点不协调。这两个枕头可真不便宜。我浏览了一遍报纸头版的消息，又喝了杯咖啡。之后，我回到卧室，给另一个枕头套上枕套。

下午，牲口商的卡车开进了我家的院子。这位牲口商是个古怪的家伙，他几乎从来都不开口说话。他身穿整洁的风衣，头戴帽子，每次进屋时都会把帽子脱下。只要看到我在屋外或者牲口棚里，他就举一下帽子算是打个招呼。他总会先说上几句有关天气的套话，然后便紧闭嘴巴一言不发。有没有生意，这得由我主动来说。如果我这里没什么东西，他便不再开口，立马就离开。他从来没有——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过来一趟——在我家的餐桌边坐下来。他会把木屐脱下，放在门厅的门口，而他本人就站在厨房地面的那块亚麻油地毡上，用一只脚踩住另一只脚的脚背，脚趾头在针织羊毛袜里面不停地扭动。今天，我们俩站在院子中间，这次我要跟他做一笔生意。几只绵羊。

“它们交过尾了吗？”他问。

“交过尾了。我是十一月底把配种的公羊送回去的。”

“是三只吗？”

“是三只。这几天的行情怎么样？”

“幸运的话，一头可以卖到一百二十，不过一百的可能性更大。”

“那不算多。”

“是的，不多。绵羊在家吗？”

“不在家，在后面的田里。”

他完全可以第二天再过来，但他还是很乐意现在就助我一臂之力。我俩一起走到田里，把羊群往人行堤道尽头的大门那儿赶。他抓住一只绵羊，我抓住两只。其余的二十只羊立即四散而去。大门打开后，他先把自己手里的那只羊放了进去，然后从我手里接过一只。我们赶着这三只绵羊往靠近院子的那个堤道门走去。我先从门上面翻进去，去库房拿来两块栅栏板。这时，卡车的后挡板已经放了下来，我将栅板竖起来放在后挡板的两侧。这样，堤道门与栅板之间最多只有十五英尺的空档。我打开堤道门，一只绵羊径直走进了卡车的后厢，另外两只紧随其后。牲口商把卡车后挡板拉上去拴紧。

“还挺顺利的，”他说。

“是挺顺利的，”我表示赞同。

牲口商挥动一根手指向我告别，然后上了卡车。他缓慢地把车开上人行堤道，又更加缓慢地拐个弯开上了公路。

我关上大门。留下来的二十只绵羊挤在一起，它们聚集在风车的附近，聚集在农场离我最远的那个角落里。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我先剪手指甲，又剪脚趾甲，还舒舒服服冲了个淋浴。我打开燃气取暖器，调到最低档，房间的门也不关。我站在壁炉台上方的大镜子前，看着镜子中从头到脚一丝不挂的自己。突然间，我特别渴望溜冰。溜冰的时间长了，臀部和两腿的肌肉会产生一种沉重而有力的感觉，我很怀念这种感觉。炉火暖暖的，我的阴茎也有了一种暖暖的感觉。然后，我钻进了羽绒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盖羽绒被。大腿根部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新买的羽绒被碰到皮肤痒痒的，我几乎一夜都没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