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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应该是有一份工作，我记不得了。三天过后，她还在我们家里，她似乎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她的情绪感染了母亲。她们常常在一起散步，常常到博士曼风车那里去，她们似乎也知道那个地方对亨克很重要。她跟我们同桌吃饭，那显得极其自然；至少母亲和我觉得非常自然，对于父亲来说可不见得。那天傍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父亲一言不发，缓慢而费力地吃着晚饭。他叉起一大块土豆塞进了嘴巴，随即开口对着丽特说了一句话。事实上，那是整整一个星期的沉默之后父亲对丽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请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回来。”

她放下手里的刀叉——用刀叉吃饭的，家里就她一个——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在她吃了一半的盘子边，推开椅子站了起来。“好吧，”她说，她语气平静，似乎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她向门厅走去，穿上外套，推开前门走了出去。母亲开始哭泣。我站起身，走到正面的那扇窗户旁边。我看到她正骑着自行车拐弯上公路。那就是丽特留给我的最后的形象：弓着背（她是逆风），金色的长发随风飘动，沿着窄窄的、空荡荡的公路渐渐远去。愈是靠近堤坝的方向，公路变得愈加的空无一人。她消失了，就像十一月份那个红色的自行车尾灯，消失在窗框的背后。

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至于你，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结束。”

我成了父亲的儿子。母亲一直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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