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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开始擦身上的水了，我这才从水里出来，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滑了一跤，我是往前扑倒的，有足够的时间伸出手来保护自己，但还是重重地跪了下去。亚普忍不住笑了，我爬起来，穿过草地向他走去，他说，“你流血了。”我看了看右膝盖，我是觉得那里热乎乎的，此刻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环顾四周，弯下腰在那堆衣服中找到自己的内裤，把我的膝盖包扎好，然后把毛巾递给我。“把身子擦干，”他说。“回家后我再用绷带给你包扎一下。”
他让我在椅子上坐下就上楼了。我听到他在到处翻东西，最后拎下来一个急救箱。急救箱很大，上面有个带把手的圆盖。他在椅子边上跪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内裤揭掉，从箱子里拿出一瓶碘酒。到家了，我心里想着，同时咬紧了牙齿。他用一大块纱布把我的膝盖裹起来，然后又用易理妥褪疤贴(2)将它黏住，伤口包扎好了。收音机还轻轻地播放着某种爵士乐。我告诉自己，勇敢点。厨房的窗户敞开着，小屋的后面传来某只绵羊发出的阵阵干咳。他站起身来，用手在我的湿发上抚弄几下，就像一个乡村老医生在安慰一个不适的孩子。“再来瓶啤酒怎么样？”他问。“压压惊？”
“好的，”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像傍晚时候那样，再次面对面坐了下来，一人抱一瓶啤酒。亚普给自己卷了支烟，静静地抽着。一辆汽车开过去了。外面一片宁静，远处的汽车换低档爬上堤坝的声音都能听到。喝完啤酒后，我站了起来，说：“我走了。”
亚普也站了起来。“我也不清楚双胞胎该是什么样，”他说。“但我知道最终总是要分开的。”
我还是不太舒服，但比一小时之前好多了。他陪我游泳，慢悠悠地抽烟，给我包扎膝盖，跟我一样把啤酒送到嘴边。现在，他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农场帮工了。我点点头。
“最好是平等对待，”他说。
我再次点点头，感觉自己的下唇开始颤抖。他朝我走过来，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总会来的，”他说。也许，一辈子也就那么一回，你会亲亲祖父的嘴唇，那就是在祖母去世之后；现在，他就那样亲了亲我，好让我的嘴唇不再颤抖。“该来的，总会来的，”他重复了一遍，轻轻地推着我朝前门走。那条沾血的内裤还在地上，在我刚才坐的那把椅子旁边。
母亲和亨克在厨房里，桌上的灯已经点亮。
“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问。
“摔倒了，”我说。
“谁给你包扎成那样的？”她已经跪下来，要把绷带解开，再更好地包扎一下。
我退后一步。“亚普。”
“你在亚普的屋子里吗？”
“嗯哼。”
“你们在喝酒吗？”
“是的，啤酒。”
亨克皱了皱眉头。
所有的门都敞开着。为了不用老看着亨克，我朝大厅那头的父亲看去。他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像一块石板，一声不吭，手里的报纸翻得沙沙响，但他并不在看报。
丽特不在，因为那天不是周末，而且已到了快要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此后，在八月底和九月初，我又去找了亚普好几次。
“你为什么老去亚普那儿？”父亲满腹怀疑地问。
“没为什么，”我说。
“他已经找到其他可住的地方了吗？”
“我不知道。”
“或者找到了其他的活干？”
“应该没有。”
“那你们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你过去从来不到他那儿去。”
“现在我去了。”
“奇怪，”父亲慢慢地说。“太奇怪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喝啤酒，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椅子上，我很想抽根烟，但没有抽。屋里如此安静，他从来不把烟袋递给我，我拜访了他那么多次，他也从未谈起过父亲，实际上他几乎不说话，即便有话，那也是我在说。我还年轻，考虑的主要是我自己，很少过问有关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长着鹰钩鼻，甚至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从九月初开始，我就滔滔不绝地讲我最初的大学时光，我的功课以及我的同学。我没有成为农夫，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你看那些动物的神情跟你弟弟不同，”他说。
“此话怎讲？”我问。
他也解释不清楚。“你跟他不同，你看待事物是不同的，也许他看那只鸟也很不一样呢。”
“我根本不看它。”
“明白了吗？”
不知不觉，他帮我克服了某种障碍：在家里我能直视亨克的眼睛，多多少少不在意丽特的存在。“该来的一切总是要来的，”甚至在他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能听到他这么说。
我最后一次去这个农场帮工的小屋是在九月中旬。当时起居室里有很多纸板箱，书架上已有一半是空的，地毯已卷到沙发后面，收音机的插头已经拔掉。
“明天我要走了，”他说。“跟你父亲说一声。”
“你要去哪里？”我问。
“回弗里斯兰。”
“你是弗里斯兰人吗？”
他用弗里斯兰方言说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的口音？’”
“没有，从没注意过。”
“有空的话去那里玩。”
“我会的。”
最后一次，他用他的大手搂住我的脖子。“你不会有事吧？”
“当然，”我说。
“很好。”
我等待的东西从未及时来到，我也再没有见过亚普。秋天，我偶尔会走进那间空空的小屋，在那里我成了另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那里一直散发着烟草的味道。七个月后，亨克死了。几天之后，我便回家给奶牛挤奶。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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