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

书信　屋大维·奥古斯都致大马士革的尼古拉乌斯（公元14年）

八月九日

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我要向你致以热情的问候，也要感谢你最近寄来那些我喜爱的椰枣，你这么好，一送就送了多年。这枣子成了最重要的巴勒斯坦舶来品之一，我用你的名字来称呼它，罗马和意大利各省已经无人不晓。我叫它尼古拉枣，买得起的人就将名字沿用了下来。你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你甚多的著作，倒是因为一个温情的代称，希望这一点令你莞尔。想来你我都到了明白自己的生命终于沦为琐碎的年纪，可以从中体会某种反讽的愉快了。

我从我的游艇上给你写信，许多年前，我们时常坐着它悠闲地漂流在我们的西海岸之外星罗棋布的小岛之间。我坐在我们常坐的位置——甲板中前部擎起华盖的平台——位置高，海洋不舍昼夜的缓慢运动便可一览无遗。我们是今早从奥斯提亚扬帆出航的，当时天未拂晓，吹着不合时令的寒风；现在我们正向南漂流，朝坎帕尼亚海岸而去。我决意让此行节奏徐缓。我们会借助风的推驶前进；倘若天风不作美，我们就会在浮力巨大的海洋上漂浮，等待顺风的到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卡普里。数月前，我在那里的一个希腊邻人邀请我做主宾出席一年一度的海岛少年的体育竞赛；我以事务繁忙为由推辞。但是不久之前，另一桩任务让我有了南行的必要，于是我索性给了自己这个轻松享受的假期。

上周我妻子带着她始终不褪去的拘礼的态度来访，请求我陪她和她儿子一同前往贝内文托——提比略要用到他新的权威在那边办点事。李维娅向我解释了我本已知道的——民众不相信我喜欢这个养子，我展示的任何感情或关怀都会有利于提比略将来顺利地接掌皇权。

这件事李维娅谈来没有那么露骨；她性格刚强，却一向有外交家的手腕。她就像我应付了大半生的那些亚洲使节一般，希望不挑明就让我知道，我已经来日无多，必须预做准备，让世界能够承受我撒手人寰时一定会出现的混乱。

当然，李维娅在此事上就像她多数时候一样，看法合情合理。我年已七十六，本不曾盼望要活这么长，这种对人生的腻烦固然无益于延年。我的牙齿几乎落尽；一只手偶尔会发作哆嗦的毛病，每次都让我惊讶；四肢发软，毕竟是上了年纪了。有时候我行走着，会异样地感到脚下大地好像在移动，仿佛我踏住的石头或砖块或泥地，会忽然抽离，使我坠向人在时间用尽后要去的不管什么地方。

因此我允诺了她的请求，条件是我的陪同是礼仪性的。我建议既然海行会让提比略身体不适，他与他母亲不如行陆路去贝内文托，我则乘船前往；如果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希望放出丈夫或养父与自己一路同行的消息，我不会提出反驳。这是个令人满意的安排，而且我觉得这样掩人耳目，相比公之于众更加皆大欢喜。

是的，我妻子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我大概比世间多数丈夫都要幸运。她年轻的时候容貌甚佳，年长以后也端庄如昔。我们只有结婚最初那几年相爱，但始终和气相待；我觉得我们最终变成了像朋友一般。我们懂得彼此。我知道在她共和派的内心深处，她向来感到她是屈尊下嫁的，她出让了一个崇高古老的头衔，换来集于一人的强权，此人由于出身不高，本来不配拥有那样的权威。我认为她如此是为了她的长子提比略着想，她对提比略向来有难以解释的钟爱，对其前程也怀着至为不懈的野心。是这份野心造成了我们最初的疏远，这疏离愈来愈深，以至于我们这辈子有个时期，我跟妻子只谈那些我悉心做了笔记的话题，免得让我们额外背上误会的负担，无论是真实抑或想象中的误会。

然而长远看来，尽管那份野心造成了我和李维娅相处的种种困难，它到底有益于我的权威，有益于罗马。李维娅的智力令她始终知道，她儿子能否继承大统，取决于我能否保持无可争议的权力：假如没有先皇遗命留给他一个稳定的帝国，他必败无疑。如果李维娅能够平静地拟想我的死亡，我敢说，她对她自己的死也会做同样的一番拟想；她真正关心的是秩序，我们两人只不过是成全秩序的工具。

因此，出于我同样关心的秩序的考虑，并作为这趟旅行的预先安排，三天前我在维斯塔贞女神殿存放了四份文件，规定在我驾崩时启封，将内容在元老院宣读出来。

第一份文件是我的遗嘱，其中将三分之二的私人地产和财富赠与提比略。尽管提比略用不上它，这遗赠却是必要之举，可保障继位的顺利。余下部分——除了为公民以及一些亲戚朋友写下的次要条款之外——归李维娅所有，而她的利益尚包括被过继到尤利乌斯家族，并继承我的头衔。尤利乌斯家的名字不会令她满意，但那些头衔会的；因为她明白她儿子会由于她拥有的头衔而地位加固，如此一来，实现她的野心便会轻易得多。

第二份文件是我葬礼的程序。执行此事的人无疑会超过我的指示办理，而即便是我的指示也够铺张庸俗的；但这种奢华会让民众满意，因此就有必要。我能安慰自己的是，这最后一次的炫耀我不必出席了。

第三份文件是帝国情况的陈述——现役军人的数目、国库里现有（或说应当有）的金钱数额、政府对行省长官和无公职公民的财政义务、在财政或其他方面负有责任的行政官员的名字——这些事宜都必须公之于众，以保障秩序并防范腐败。陈述有一份附录，它是我给继任者的一些相当强硬的建议。我劝诫，不要太任意或太广泛地放开成为罗马公民的资格，以免损伤帝国的中心；我建议，高级行政官员均应当由政府雇用，付以固定薪酬，以减小滥权与腐败的诱惑；最后我命令，不要在任何情势下拓展帝国的疆域，军队仅可用于防卫既有的边界，尤其是防御日耳曼蛮族，他们对无聊的进犯似乎孜孜不倦。我不怀疑长远而言这些建议会遭受忽视，但数年内当不至于，这是我至少能给国家留下的可怜的遗产。

最后，我将一份陈述交给神殿里那些尊贵的女子保管，它交代了我对罗马及其帝国做过的事情和事务，同时指令，这份陈述要刻写在铜表上。在那座我敕令安放本人骨灰的铺张夸饰的陵墓外边，矗立着几乎同样夸饰的廊柱，这些铜表便会贴放在这些廊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