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凡尼的房间》连接

我走进图书馆。我的手心不停地出汗，这并不是因为我为特别的事感到紧张，而是因为十六岁的我手心一直出汗。它们永远是潮乎乎的，如同我的脸永远布满了愤怒的粉刺，构成粉色和红色的斑块。我的头发松松软软，挡住了眼睛。我攒了很久的钱，终于把那副厚重的塑料眼镜换成了更酷的款式——深色的圆框眼镜，就像约翰·列侬（John Lennon）戴的那种。但是出汗的手心总是让我装酷的努力化为乌有。

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别的孩子都在户外参加体育活动，或者在假装学习，或者在听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歌，或者在树林里抽烟，只有我在图书馆。而且，我也不确定我希望能找到什么。

图书馆是位于池塘边的一座又矮又宽的石头建筑。即便不开空调，室内依然很凉爽。大楼的前厅摆着卡片目录和图书管理员洛克小姐的桌子。穿过前厅就是宽敞的阅读室，布满了皮质座椅和铜质台灯，在它们远端、左边、右边，甚至在座椅中央，都摆放着整排的书架和单人使用的小隔间。二楼也是这样的布局，只是摆得更满，地下室还有满满一屋的书架。

尽管我从没跟自己承认过，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在办公桌前发现洛克小姐。她那总是有非常好吃的布朗尼（Brownie），还撒着巧克力碎屑。洛克小姐总会跟我说句善意的话，是那种有趣甚至有点顽皮的话，让我感觉我们是站在一边儿的——我们能够理解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不过今天洛克小姐并不在那儿，于是我就四处逛逛。我造访了最喜欢的几个区域。在诗歌区我停下了脚步，从书架上抽出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作品集。我来到戏剧区，从书架上拿出威廉·英奇（William Inge）的作品，这样我就可以跳到《黑暗梯顶》（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再次阅读那段总能让我感到心碎的独白。这是那位后来死于自杀的男孩，回忆起一次他离开军校陪着母亲度过的两天，在这两天里他与母亲共进晚餐、一起跳舞，还去看了演出。

实际上我是个外向的孩子，喜欢有人陪伴。我深深知道泡在图书馆里，从书架上抽出跟作业无关的、只是自己喜欢的书，会让我看起来离群索居又自命不凡，而这会让我的同学感到疑惑，因此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忽然，我注意到图书馆的小推车。洛克小姐总是推着小推车把书放回书架上。小推车上装着孩子们还回来的书，还有被孩子们拿下来又不再理睬、等着人来关爱照顾的书。

那时，小推车上只有一本书：《少即全部》（The Little That Is All ），作者约翰·查尔迪（John Ciardi）。我拿起这本书读了封底，由此得知这位诗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发表了十部诗集”，翻译了但丁的整部《神曲》，还出了系列专栏“说话的礼仪”，里面有大量儿童诗。查尔迪成名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那还是诗人依然有名气的年代。

我随意读了几页，接着又检查了一番。这根本不是儿童诗。

有一首诗是关于给自己洗脚的，里面有这么一句：“洗着我自己的双脚，我想到了永生的脚指甲。” 我立即爱上了这首诗。

还有一首诗名字叫作“东六十七街”，是关于诗人弗兰克·奥哈拉的死的，其中有一段表达直击我心：“不去忍受痛苦让我无法忍受，不过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而且我们身上有些东西会让人感到受伤。”

我最喜欢《为本高中毕业而写的书》（A Poem for Benn’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最后，并不需要多说什么。现在我们依然有时间去想象我们说出了‘不管那么多了，我爱你’，然后听到自己把这句话说出来，接着我们被这个想法和随之而来的可能性吓到了。”

我记下了尽可能多的诗句。

在下一周还书的时候，我再次错过了洛克小姐和她著名的布朗尼。不过我再次发现了小推车上的一本书。

我希望自己能够回想起那本书的名字，不过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能记得的是下一次我去图书馆的时候终于碰到了洛克小姐。那次交谈比我们往常的谈话时间都要长，而且从那次起，我开始告诉她自己在读哪些书，通常是小推车上的书。但是她从没有承认特意为我在小推车上留下书籍。我们交谈时，她会推荐书给我。不过这些书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她建议很多孩子去读，同时也是我这年纪的大多数学生可能喜欢的书。但是我在小推车上发现的书却与之不同。我相信，这些书是面对我直接讲述的。其中的一些通常不会推荐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读于寄宿学校的年轻男子。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伊夫林（Evelyn）的哥哥的作品《青春织机》（The Loom of Youth ）就是其中之一。作品描述了英国公立学校的一次同性恋丑闻，主人公的名字就叫Evelyn。这些书中还有诗集，都是很容易找到但是却不是像弗罗斯特（Frost）、卡明斯（E.E.Cummings）那种每个人都在读的诗，而是查尔迪（Ciardi）、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以及希尔达·杜利特尔（H.D.）的作品。有一次，竟然是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解放女性奉为改变人生的《圣经》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Ourselves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不是专门留给我的。

这些书成了我正式课程之外的功课，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线索贯穿其中，并没有按照流派和历史时期的顺序出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书（Our Bodies，Ourselves 除外）都是只为我一个人挑选的。

当然，洛克小姐那时一定已经发现我是同性恋，而我也刚刚在不久前才向自己完全承认这一点。除了同性恋男孩，没有人会痴迷地反复阅读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和William Inge的剧作中的独白，甚至没有人会阅读那个题材的任何戏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圣公会寄宿学校。除了同性恋男孩，没有人会尝试阅读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作品《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 ）。这本书单调乏味，很难想象现如今还会有人能读完。我之所以知道这本书也是因为我那时开始阅读关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所有作品，包括维维安·霍兰（Vyvyan Holland）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之子》（Son of Oscar Wilde ）。维维安是奥斯卡两个儿子中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逃到了欧洲大陆。《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又译《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是王尔德深深喜爱的一部作品，它的作者是一位对其有深远影响的教授。因此我也读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