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与中国天朝 【译者序】
（法国）威廉·鲍卓贤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作品被翻译得最广泛的作家之一。他的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其中有一部作品描写过香港，另一部则主要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背景。
虽然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在《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的中国式生活，他把各种文化、历史、政治、社会、语言信息等和评论都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部集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很明显，凡尔纳也谈及了中国当代文明。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凡尔纳的整个创作生涯表现出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亲身的经历。尽管他走遍了整个欧洲，访问过美洲和非洲，但他从未到过亚洲。当然，作为一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南特国际港口的公寓里长大的男孩，他目睹了无数来往于东亚满载外国货物的船只。
凡尔纳提及中国的小说还有好几部。在189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派记者与克劳迪斯·彭巴纳克》中，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小说讲的是该记者乘火车从巴黎到北京的一次虚构的旅行，小说末尾的第三章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凡尔纳另外还有几部小说，如《布朗里肯太太》（1891）中也有两位中国人物，都姓李，一个名叫李盛欧，一个名叫李普奇（一个懒汉）；在《征服者罗伯》（1886）中，一架飞行机器到北京上空盘旋，凡尔纳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作品《著名的旅行及旅行家》（1878）中，凡尔纳用了大约100多页去描写发现中国大陆的早期旅行；《18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1879）也用了30多页描写中国。即使在《海底两万里》（1870）中也有不少描写中国的部分。
发现作品
直到2001年，凡尔纳与他出版商的信第一次公开发表后，人们才发现凡尔纳著有这样一部小说。这些信函为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部作品提供了信息。
1878年4月12日，凡尔纳说他想与出版商赫兹尔讨论已打算出版的手稿，将故事情节改为以美国为背景。在5月23日的信中，他将该小说定名为《自愿被暗杀者》。赫兹尔在9月11日的信中告诫凡尔纳说，从天主教当局的角度，这部小说以自杀为主题是非常危险的。凡尔纳10月13日回信说他“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背景从美国改换成中国”。这样改是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度，因此，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的广泛了解。他说他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他撰写这部作品时，手头就摆着20多部有关中国的书籍。他开玩笑地补充说：“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王朝的研究了，我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九品芝麻官。”
1879年1月28日，凡尔纳这样写道：“我已经写完一半了……写起来很有意思。”然后，在3月4日的信中补充说：“大约10天之内我会写完这部中国小说……我觉得很有趣……不知读者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起初，他给小说起了好几个名字，如，《中国人》、《师父》、《一位幸运的中国人的不幸》、《百岁顾客》、《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轶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两餐之间》以及《金福的计划》等。
按常规，赫兹尔阅完手稿和清样后，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写出重要评语。故事中的作为太平天国运动者的王哲人这个人物就是赫兹尔提出的。赫兹尔对最后一章的每个细节都给予了添加或删节。同年7月2日到8月7日，作品以连载故事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11月才成书。
从1879年到1880年分别有三个英文版的翻译本问世，但有趣的是，自那以后该小说再没有人翻译过，尽管随后的再版标题改变为《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
主要资源
19世纪60年代，法国诗人戴奥菲尔·戈蒂耶在国内掀起了“中国热”。1863年他把一位名叫丁堂林的人请到他家里，雇他给女儿朱迪思做语言文化家教。凡尔纳是戈蒂耶的挚友，他自然接触到这位家教。凡尔纳对王哲人的描写，尤其是相关的引证，应该说是以丁堂林为影子的。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据了解凡尔纳不可能结交其他任何中国人。
直到1879年，除了偶尔可看到一些中国物品外，基本上没有法国旅行家到过中国。人们一般说的东方实际上指的是圣地或者甚至是北非。在凡尔纳的前辈和同辈人中，当他们购买到中国瓷器或抽鸦片时，都被认为是稀奇古怪的。
文中凡尔纳直接提到了五位著名作家，如汤普生、罗塞特、朱茨、波伏娃、班惠班。这似乎就是他的主要素材。
首先，凡尔纳表明他直接引用的资料有一些是中国写真画，如司各特．J．汤普生（1837-1921）所著的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图解》（1873），刊登了200多幅高质量的图片，该作品被译成了法语。小说中有五章描写香港、广东、厦门、上海、宁波、南京和北京的场景，就大多来源于此。
第二个就是莱翁·罗塞特的《穿越中国之旅》（1878），引用了其中有关上海租界的部分。据说这本书在首次出版发行前，一直保存在凡尔纳私人图书馆里。
小说中引用的第三个权威资料就是Mr．T．朱茨的《北京与中国北方》（1873）中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法国和德国外交使者的礼节轶事。
第四位作家就是路多维克·波伏娃先生。从他的作品中凡尔纳直接引用了两条信息。不过，问题是波伏娃的《北京·伊多·旧金山》（1868）这本书是反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
补充说一句，我们非常幸运，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互联网上提供了成千上万资料，我们找到了十九世纪的版本，这其中还包括汤普生、朱茨、波伏娃等作家的全部文本。可以看出，凡尔纳选择材料是非常细致的，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感到很有意思。
凡尔纳还提及了班惠班（她的真实姓名叫班昭，一名才女），一位女作家，著有一部婚姻格言。如果我们在网站上搜索一下班惠班，会直接转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查到由G．保塞尔著的《当代中国》（1853），从里面就可以找到有关班惠班的记载。保塞尔同时还注明了班惠班是班超将军的妹妹。班惠班花季年龄就成了寡妇，不过，她不愿再婚。这一资料十分重要，因为女主人公娜娥就是一个年轻的寡妇，的确，凡尔纳的妻子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