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尝试 （1949）

（《恶心》，萨特著，亚历山大译，新方向出版社，1949年）

萨特的名字，我知道，是与时髦的咖啡馆哲学的招牌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人们发现，每个所谓“存在主义者”都有不少的“吸附者”（如果我可以自创一个文雅用词的话），那萨特第一部小说《恶心》（1938年出版于巴黎）的英译本也应该获得某种成功。

难以想象（除非在一出闹剧里）一个牙医会持续不断地拔错牙齿。然而，出版商和翻译家似乎做了那类事情而没有得到惩罚。因篇幅有限，我只能以亚历山大先生的一些愚蠢的错误为例。

1．那个女人“用积蓄给自己买了一个年轻的丈夫”被译成了“把她自己和她的积蓄”奉献给了那个年轻人。（第20页）

2．“他看上去邋遢和恶毒”一句中的用词似乎难住了亚历山大先生，他干脆将句子的后半部分省略，让别人来填补，但没有人这么做，英译本（第43页）就缩减成“他看上去”。

3．文中提到“这个可怜的Ghéhenno”（法国作家），译文中扭曲成了“基督……Gehenna这个可怜的人”。

4．主人公噩梦中的“阳具树林”被误解成某种桦树林。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恶心》是否值得翻译则是另一个问题。它属于那种人们十分期待，但实际上写得很松散的作品，这类作品通过许多二流作家——如巴比塞(1)、塞利纳(2)等流行起来。作品中隐约呈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糟糕的东西，更深处则是老欧仁·苏(3)的影子，俄国的情节剧式作品受后者的影响很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个名叫洛根丁的人的日记（诸如“星期六上午”、“下午十一点”这类玩意），他经过一些似乎不太真实的旅行之后，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城住下来，以完成他的一项历史研究。

洛根丁来往于咖啡馆和公共图书馆之间，其间他遇到一个健谈的同性恋者，他沉思、写日记，最后与前妻进行了一次冗长乏味的交谈，她现在跟一个周游世界的人待在一起。留声机放着一首美国歌曲“不久你就会想我，亲爱的”，作者赋予这首歌以重要意义。洛根丁想要他的生活如同这首歌，从“存在的没顶之灾”中“救出那个（写这首歌的）犹太人和那个（唱这首歌的）黑人女子”。

在洞察力的一阵模糊的闪烁中（第235页），他想象歌曲作者是一个胡子刮净的纽约布鲁克林人，有着“乌黑的眉毛”和“戴着戒指的手”，在摩天大厦的二十一层楼上写下这首曲子。室内温度很高。然而，汤姆（可能是个朋友）就要过来，带着他的小酒瓶（乡土色彩），他们要去开怀痛饮（在亚历山大先生华丽的译文中成了“威士忌倒满了酒杯”）。我发现，实际上，这是苏菲·塔克(4)唱的一首歌，由加拿大人谢尔顿·布鲁克斯(5)创作。

小说的关键似乎是洛根丁获得的启示，他发现，他的“恶心”源自一个荒诞、无序而又非常实在的世界。不幸的是，小说中的这一切只是停留在纯精神的层面上，洛根丁的发现可能有别的性质，如唯我论的，而这对小说的其他部分丝毫没有影响。当作者有目的地将他随意和独断的哲学幻想强加给他创造的人物时，就要有相当的才华方能取得效果。洛根丁认定世界的存在，这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使世界如同一件艺术品那样存在，这工作就不是萨特所能胜任的了。

1949年4月24日《纽约时报书评》发表这篇文章时，遗漏了我列举的亚历山大先生译本中的第四条错误。从纽约的伊萨卡（我在那儿的康奈尔大学任教），我立即给编辑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指责对文章的随意改动。4月25日，星期一，我作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论屠格涅夫《父与子》的讲课。星期二晚上，我们在位于塞内加大街（劳埃德·亚历山大也许会加注：卢修斯·安内乌斯）(6)通风良好的别墅里招待客人，我用那封电报的抄件来款待他们。我的同事，一位严肃的年轻学者，一边缺乏幽默地轻声笑着，一边说：“是的，当然啦，那就是你应该发的电报，在许多相似的情况下，我们肯定也会这么做的。”我想，我的反击并非不友好，但我妻子后来说，我可以不那么粗鲁。星期三，我开始在因春困而无精打采的班上分析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星期四，我收到《纽约时报书评》的来信，他们解释说改动文章是出于“篇幅的考虑”。我现在把笔记中被略掉的部分补上去。我不知道编辑是否有先见之明以保存我的打字稿和电报。在这篇文章底下有这样的斜体字：“纳博科夫先生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作者”——该书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

(1)　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

(2)　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

(3)　Eugène Sue（1804—1857），法国作家。

(4)　Sophie Tucker（1884—1966），俄裔美国歌手。

(5)　Shelton Brooks（1886—1975），著名的流行音乐和爵士乐作曲家。

(6)　塞内加是古罗马剧作家，全名为卢修斯·安内乌斯·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 4B.C.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