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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让凯蒂惊奇的是，那道门极不自然地、就像是自己沿着门轴向外转开了，接着院长嬷嬷便走进了小房间。她在门槛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咯咯笑的修女和沃丁顿那张布满皱纹的小丑脸，唇边浮现出一丝凝重的笑意。接着，她走上前来，朝凯蒂伸出手。

“费恩太太吗？”她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音，但发音很准确，一边微微躬了一下身子，“我很高兴结识我们那位善良、勇敢的医生的妻子。”

凯蒂察觉女院长的眼睛久久注视着她，品评着，没有一丝尴尬。这目光是如此直率，以至于并不显得失礼，似乎这个女人的本职就是来评价他人，而她从未觉得有必要借各种手段加以掩饰。她端庄而亲切地示意她的客人就座，自己也坐了下来。圣约瑟修女依然笑着，但已不再做声，站在女院长身旁稍稍靠后的地方。

“我知道你们英国人喜欢喝茶，”女院长说，“我已经吩咐过了，不过很抱歉，是按中国的方式喝茶。我知道沃丁顿先生喜欢威士忌，但恐怕我给不了他。”

她笑了，那庄重的眼睛里带了一丝悻悻的神色。

“哎呀，ma mère（我的院长嬷嬷），你这么说，就好像我是个老酒鬼似的。”

“我倒希望你说你滴酒不沾，沃丁顿先生。”

“我什么时候都能说我滴酒不沾，一沾就过。”

女院长笑了，把这句无礼的狡辩给圣约瑟修女翻译成法语。她用友善的目光看着他。

“我们必须体谅沃丁顿先生，有两三次我们一点儿钱都没了，不知如何养活那些孤儿，都是沃丁顿先生帮了我们。”

给他们开门的那个皈依者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上面放着中国茶杯、茶壶，还有一小盘法国点心，称做玛德琳蛋糕。

“你们一定得吃点儿玛德琳蛋糕，”院长说，“这是圣约瑟修女今天早上亲手为你们做的。”

他们聊起平常的话题。院长询问凯蒂在中国待了多久，从香港来这儿时一路上是否劳顿，又问她去没去过法国，是否觉得香港的气候难以忍受。这种交谈稍显琐屑，但很友好，周围的环境让谈话有了一种特殊的味道。会客室里十分安静，让你难以相信自己置身于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一片安宁栖居此地。然而疫病正在四处肆虐，民众惊恐不安，但被一位军人的强力意志控制着，其人几乎与土匪无异。在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医疗室里挤满了染病和垂死的士兵，修女们照看的孤儿，有四分之一已经死去。

凯蒂不知为何深受触动。她观察着这位端庄沉稳、亲切向她问这问那的女士。她一身素白，教服上唯一的颜色是烙在前胸的红心。她是个中年女人，四十或是五十岁，这一点很难断定，因为她光滑、苍白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但给你的印象是，她远非年轻，这一判断主要来自她高贵的举止，她的自信，以及那双有力、漂亮、略显憔悴的手。她是长脸型，长着一张大嘴，牙齿大而整齐。鼻子尽管不小，但很精巧灵敏。又细又黑的眉毛下的那双眼睛，使她的面孔有了一种强烈而悲剧性的特征。那双眼睛又大又黑，虽然算不上冷淡，那沉稳坚定的神态还是让人感到信服。当你见到这位院长嬷嬷，一开始会觉得她在孩提时一定极漂亮，随即就会发现这位女性的美出于她的性格，随时间推移愈发成熟。她的声音深沉、轻柔、有所节制，无论说英语还是法语都不紧不慢。而她身上最显著的一点是在基督教慈善机构锻炼出的权威气质，你会觉得她惯于发号施令，对她的服从再自然不过，而她带着谦卑的态度接受他人的顺服。不难看出她深深意识到支撑着她的教会的权威。凯蒂心里揣测，尽管举止严肃克制，她仍会用一种人性的耐心来包容人性的弱点。见她面带严肃的微笑听着沃丁顿满不在乎的信口胡言，你无法不相信她对荒谬可笑的事物具有相当活跃的感知力。

然而凯蒂隐约感到她的身上还另有一种特质，只是说不出来那是什么。院长确实举止亲切高雅，让凯蒂觉得自己像一个笨拙的女学生，可那种东西才使凯蒂跟她隔着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