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理发师

1826年，奥斯曼军队在西方人面前遭受了一连串惨败，过去一直作为帝国军队的近卫军，反对按照欧洲标准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之后，国家的改革者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遣他的新军攻打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总部，并将其夷为平地。这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帝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时刻。从那时起，土耳其所有公立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被教导，要效法西方现代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被称为“利好运动”。在这利好运动中，鲜为人知的是，市中心有上万近卫军卷入了这场冲突，大屠杀充斥街巷、店铺，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面貌，其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

无可否认，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讲述的，确有其真实的一面。在过去的四百五十年里，绝大多数身居要位的近卫军都隶属于苏菲教派的比克塔西教派，他们与城中的大部分商铺主关系密切。那时近卫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全副武装在街上巡逻，扮演今天的警察和宪兵的角色，控制着各类店铺。他们气势汹汹地出现在街头巷尾，与国家改革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对峙。于是，马哈茂德二世首先将他的军队派至各个咖啡馆、理发店，其店主大部分都与近卫军过从甚密。为了保护军事胜利的成果，他下令关闭了所有咖啡馆和理发店。（其做法正如同许多苏丹一样，特别是穆拉德四世[Murad IV]。据说后者至今仍乔装改扮，为了镇压街巷中的反叛者，夜间在城市街头逡巡。）这里，我想把这种做法与我所生活的时代做个平行比较：新共和国也同样偏爱关闭报社。直至不久以前，城市中的咖啡馆、理发店，（还有我童年时代常见的共乘出租车——多姆小巴[dolmuşes]，）仍然是各类消息、传闻、流言飞语、彻头彻尾的谎言、怒火中烧的传言，以及反政府情绪滋生、蔓延的地方，以此来抵制宗教领袖和政府的宣传口号，为密谋反抗政府铺平道路。同时，清真寺、教堂、市场，以及博斯普鲁斯沿岸村落的周边地区也同样会散播各种消息，起到了地方报纸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伊斯坦布尔涌现出了许多幽默杂志，这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秃鹰》（Vulture）。它们对城市的光怪陆离过分藻饰、夸张，极大地传达了那种反抗情绪。因此，我童年时代，它们在所有理发店里都极受欢迎。如今，总有电视台爱大声喧嚣，淹没了以前的那些信息渠道，并削弱了弥漫于城市咖啡馆、理发店等处的各种传言和抵制情绪的威力。毋庸惊奇，随着电视的发明，伊斯坦布尔幽默杂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迎来了它的末日，而其销量曾经几近百万。（很多年后，我走进纽约的理发店，看到等待理发的人们，手中拿的并非幽默杂志，而是人手一册《花花公子》[Playboy]，我并未感到有多么惊讶。）而《秃鹰》，曾是我童年时代每家理发店都有的杂志。后来人们才知道，它的所有者优素福·兹亚·奥尔塔克（Yusuf Ziya Ortaç）曾接受过一项私人基金的秘密援助。这基金属于民主党领袖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Adnan Menderes）。这类做法始于1870年代，那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t）为控制反对人士，将其出版物全部收购。这个传统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延续至今。

孩提时代，在理发馆等待理发时，我总是爱随手翻看《秃鹰》杂志，时不时研究一下那些国内漫画。那上面的小市民们望着商品的价签目瞪口呆。有时，我会开心地读着讽刺某些老板和秘书的笑话，或是一些小故事。故事多出自深受欢迎的幽默作家阿齐兹·内森（Aziz Nesin）之手；还有那些从西方杂志上摘录的卡通画。此外，我的耳朵还一面留心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当然，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足球比赛和赌球。有些人，例如头号理发师图托，总是喜欢一面穿梭于三个顾客的椅间，一面宣扬他对拳击和赛马的看法，有时他会去玩这些玩意儿。他的理发店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维纳斯，坐落在一条小巷尽头。小巷就位于我们在尼尚塔石的家所在的那条街对面。图托是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白头发的阴郁男子。理发店还有两个更为年长的店主。一个是秃头，人很急躁。另一个看上去四十来岁，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稀疏胡须。我记得，他不大愿意和顾客们聊物价上涨，附近开了哪些商店，时下流行的歌星、影星或是国内民主政治等一类话题，倒是更乐意谈谈国际事件和世界形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有些地位显赫、内行、有权势的上等人光顾时，这几个理发师总会用谦卑的口吻问，“当然，我们不知道……”而一旦他们令其开口说话了，就会迅速将话题转到这些人的专业领域和强项上来。如果能够得到诸如“这值多少多少里拉”或是“那艘货轮比足球场还大”之类的答案，如果这些人告诉他们，某个著名政界要人其实权势微弱或是有过懦弱之举，理发师们要么就会像小鸟那样，嘴里发出类似“呃－呃－呃”或“咯－咯－咯”的嘀咕声，要么就会突然暂停正挨着皮肤、光滑前行的剃刀，这时理发师和顾客就会在镜子里盯着彼此，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有趣的沉默。

之后，理发师试图再次打开话匣子。他们会问，“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了？”或是“事情进展如何？”再就是“来杯茶怎么样？”，而如果在这之后，客人们还是神情严肃，一声不吭的话，理发师们就会彼此闲聊起来。他们在谈话里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一个是时运不济的倒霉蛋，另一个是受人讥讽的大活宝，第三个则最狡猾。他们喜爱彼此讽刺。例如，“马哈迈特这周又骗了图托一把”，那口气使我想起曾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某个传统皮影戏节目，主人公卡拉古兹和他那牙尖嘴利的妻子哈丝瓦特之间就有类似的争吵。客人刮完脸后，脱下护裙，一个男孩子给他梳了梳头发。客人递过来一些小费，随即离开了理发店。前脚刚走，那个费尔班克斯胡须，刚刚还极其谦卑、顺从的人，这会儿就立刻开始咒骂起这位顾客的母亲和妻子来了：如此我发现，成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狡诈虚伪，他们的愤怒总是埋藏得比我们儿童要深得多。我幼年时代的理发馆，理发师们大多使用剪刀，大剪刀不太好使时，他们总会愤怒地将其扔到一边。此外，还有梳子、棉扑（用来清扫碎头屑，以防它进到眼睛里）、古龙水、扑粉，还有为成人准备的直剃刀，以及刮胡膏、刮胡刷、白围裙等。而如今，除了一些电器设备——像吹风机——其他没有多大变化。这也提醒我们，即使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从不提及他们的传统，这些理发师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讲述着这些传统。数个世纪以来，他们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边理发边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