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堕落的快乐

我们都知道堕落的快乐。或许我应该改变一下措辞：我们有时会发现放任自流可以让人快乐，甚至带来轻松，这样的经历我们一定都有过。甚至，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毫无价值，仿佛重复可以让它成真时，我们会突然摆脱所有那些必须听从的道德律令，摆脱必须遵纪守法、必须咬紧牙关努力仿效他人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担忧。而别人对我们的侮辱与我们的自我羞辱，则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来，我们就有了好去处，可以幸福地沉醉于我们自己的存在、气味、邋遢和习惯之中。在这里，我们放弃了所有自我改善的希望，不再对他人抱有乐观的幻想。这休憩之处是如此舒适，以至于对给自己带来了当下的自由和独处的愤怒和自私之心，我们不禁心生谢意。

正是这样，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时，才会感触尤深。少年时代，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对于独自流浪在大城市圣彼得堡的主人公颇不以为然，他的快乐和堕落皆出自他的愤怒。他以锐如刀锋的机智严厉抨击自己目睹的一切。我当时把这位主人公地下室人当做《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变体，那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罪恶感的人。愤世嫉俗给主人公增添了逗趣的逻辑和极富魅力的腔调。十八岁时，我第一次读《地下室手记》，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因为它公开表达了许多我自己尚未表露过的、有关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种种想法。

年轻时，我会轻而易举地认同那些脱离社会、幽居独处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活过四十岁是可耻的事情”，这句话尤其让我觉得振聋发聩。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这话从一个四十岁的主人公嘴里说出，而他自己当时四十三岁。但同时我也知道，他断绝与自己国家的关系是因为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毒害。我也相信，过度的自我意识——或者，甚至可以说，任何形式的意识——都是一种疾病。我明白他如何通过自责减轻痛苦，并为何会觉得自己的脸长得愚蠢，以及为何会沉溺于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个人的注视，我能容忍多久？”这些奇怪的癖性我自己也有。这使我对主人公倍感亲切而无需首先去质问他那“奇异、陌生的本质”。至于作品及其主人公在字里行间轻声道出的深层含义，当时十八岁的我可能有所感觉，却并不喜欢那层意思。更确切地说，我觉得那层意义令人不安。因此我拒绝和它有什么关联，并很快就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今天，我终于可以自在地谈论这本书的真正主题及其来源：那就是有人因无法把自己变成欧洲人而产生了忌妒、愤怒和傲慢。早些时候，我把地下室人的愤怒与他个人的疏离感混淆在一起。因为，像所有西化的土耳其人一样，我那时喜欢自认为相当具有“欧洲趣味”，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时还乐于相信，深受我敬重的地下室人所阐述的哲学，是一种反映个人绝望情绪的怪癖想法。我完全没有将之与他对欧洲的精神困惑联系在一起。土耳其文学，像俄罗斯文学一样，都曾受到了欧洲思想家的影响。60年代末，涵括了从尼采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土耳其与在欧洲一样广受欢迎。因此在我看来，地下室人阐释他那奇怪哲学的话，就不算怪僻了，而应该是本质的“欧洲趣味”。这一点甚至进而让我远离了小说在我耳边低声倾诉的内容。

我是那种生活在欧洲边缘，不断诘难欧洲思想的人。为了更好地理解《地下室手记》低声说给我这类人的秘密，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这部奇怪小说的年代。

在写小说的前一年，即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失败和强烈不幸的刺激下，第二次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他脑子里想着要逃离妻子的疾患、《时间》杂志（他是这家杂志的编辑）的倒闭，以及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他还计划在巴黎与小他二十岁的情人阿珀利娜丽亚·苏斯洛娃幽会。（后来，当他们最终在这座城市相会时，他却把她藏起来不让屠格涅夫看见。）在一阵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犹豫不决之后，他没有直接去巴黎和情人相聚，而是先去了威斯巴登赌博，并输了一大笔钱。这次耽搁带来了坏运气，但是也让年轻、冷酷的苏斯洛娃原形毕露。在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期间，她又找了一位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达巴黎时，她甚至都不屑于向他隐瞒事实。眼泪、威胁、毁谤和恳求。痛恨、长期焦虑和凄惨——《赌徒》（The Gambler）和《白痴》（The Idiot）中的主人公们忍受着这一切，他们在强大、骄傲的女人面前妄自菲薄，完全丧失了自我。他们受苦的闹剧毫无意义。而首先领受这一切痛苦的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承认失败、结束了这段恋爱之后，他返回俄国，发现一直饱受肺结核折磨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当时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办的一家杂志陷入困境，正在竭力争取获得许可，创办一家新的杂志，但是失败接踵而来。尽管最后他终于获得许可，但又苦于资金不够，因此，《时代》1月份该出的一期杂志，到3月份才得以出版。杂志没有多少人订阅，版面也非常糟糕。

在这种窘迫、失控的处境下，《时代》杂志刊载了《地下室手记》。结果，整个俄国连一篇评论文章都没有。

《地下室手记》最初被人们看做是一篇评论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是想写一部批判作品，主要针对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于一年前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在西化、现代化的年轻一代里有大批拥趸，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它是宣扬实证主义启蒙乐观论调的教科书。20世纪70年代中，这本书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新作的序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严厉批判，把他称为黑暗、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则序言反映了土耳其年轻的亲苏共产主义者们孩子气的决定论和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愤恨，就仿佛是从我自己心里蹦出来似的，非常真实。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愤怒，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表达他对西方主义或欧洲式思维的反对。他所痛恨的，是经由第二手传入他们国家的欧洲思想。他气恼的，不是欧洲思想的光耀智慧、新颖独到或是乌托邦倾向，而是有些人只为了一点轻浅的快乐，就舞弄着欧洲思想。他痛恨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紧抓着刚从欧洲传来的思想，自以为知道全世界的秘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认为自己知道自己国家的内幕。他无法忍受这个伟大妄想带给这帮人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争执的对象不是那些俄国青年，这些人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并利用他，进而炮制出一种粗糙、稚嫩、二手的“决定论辩证法”。真正让他饱受困扰的，是有人称颂这种欧洲新哲学，并总能让自己戴上迅速成功的光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指责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但我却将他的这种做法当做一种逃避。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种思想，最重要的不是其逻辑性，而是它应当“没有获得成功”；不是其具有可信性，而是它应当触及某种不公正现象。对19世纪60年代在俄国宣扬傅立叶决定论乌托邦思想的西化自由分子以及现代化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怀有极大的愤慨。在这种表象之后，让他真正怒火填膺的，是这些人在他们思想的聚光灯下洋洋自得，是他们毫无羞耻、顺理成章地享受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