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残酷、美丽和时间：论纳博科夫的《阿达》和《洛丽塔》

如我以前所说，虽然有些作家曾教给我们很多关于生活、写作和文学的知识，虽然我们也曾满怀热爱和激情阅读他们的作品，但他们只存在于我们的过去。假如我们后来还会重温这些书，那也并非因为它们仍然吸引着我们，而是仅仅是出于我们的怀旧之心——能回到我们初读这些作品的时刻，那是一种快乐。海明威、萨特、加缪，甚至福克纳都属于这一阵营。今天，当我又拾起这些作家时，我并非期待能发现新的深刻见解来让自己激动不已，只希望回忆一下，当初它们是怎样影响了我，怎样塑造了我的灵魂。我可能偶尔会对这些作家有一种强烈渴求，但已不再需要他们。

另一方面，每次我之所以拿起普鲁斯特的书，那一定是因为我想提醒自己，这位作家对书中主人公的情感有着怎样持续细致的关注。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因为我想提醒自己要关注他的深度，尽管他也有种种其他的焦虑和观点。这些作家之所以伟大，一部分原因似乎和我们对他们的深切热望有关。纳博科夫的作品我也喜欢反复阅读。我担心自己会永远放不下这位作家。

当我忙着准备行李箱，要踏上度暑的旅程时，当我动身去旅馆，要在那里完成最近在写的小说之时，当我把翻旧了的《洛丽塔》（Lolita）、《微暗的火》（Pale Fire）和《说吧，记忆》（Speak, Memory）（在我看来，这是纳博科夫最好的散文作品）装进行囊中时，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装进去的仿佛是一盒良药？

这良药就是纳博科夫文章的美。但是我所说的美还不足以说明道理。因为，在纳博科夫书中美的表象之下，总隐藏着阴险可怕的东西，隐藏着有点残酷的味道，他在自己作品的标题里就曾使用过阴险可怕一词。如果美的“永恒”是一种幻想，那么这种观点本身也反映了纳博科夫的人生和时代。难怪我会被这种美深深打动，这是一种与残酷和邪恶签订的浮士德契约式的美。

读到那些著名的场景——洛丽塔打网球；夏洛特慢慢地走入镜湖；亨伯特，在失去洛丽塔之后，站在路旁的小山顶上，听着小镇上（没有雪的布勒赫尔镇）孩子们玩耍的声音，然后在树林里碰到他年轻时爱过的一个人；《洛丽塔》后记里的内容（尽管只有十行，作者却说他写了一个月）；亨伯特去卡尔斯比姆城理发；或者《阿达》（Ada）里喧闹的家庭场景——我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活即是如此。作者在跟我们诉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但是他那惊人、坚定的坦诚让我们立即就热泪盈眶。纳博科夫，这位自豪、自信，对自己的天分有准确把握的作家曾经说，他自己善于把“恰当的字眼放在恰当的地方”。“恰当的字眼”，福楼拜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遣词造句的非凡能力。纳博科夫在这方面的天赋使他的文章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超自然的味道。但是，纳博科夫的天才和想像带给他的那些新鲜言辞之后，还隐藏着残酷。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所说的纳博科夫的残酷，让我们来看看亨伯特去卡尔斯比姆城理发的那一段：他去那里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因为洛丽塔刚刚如此残忍地（而且正确地）离开了他。年老、土气的理发师善于闲聊瞎扯，他给亨伯特刮胡子时总是唠唠叨叨，不停地说起他那个打棒球的儿子。他用盖在亨伯特身上的围裙擦拭自己的眼镜，还放下剪刀去读有关他儿子的剪报。纳博科夫奇迹般地以寥寥数语栩栩如生地勾画出理发师的形象。这理发师对我们土耳其人来说最熟悉不过，仿佛他就生活在我们这里似的。但是到了最后时刻，纳博科夫甩出了令人大惊失色的底牌。亨伯特对理发师的闲聊几乎毫无兴趣，直到他最后发现，剪报中的儿子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纳博科夫仅用两句话就描绘出一家小地方的理发店，以及一位喋喋不休、总在吹嘘自己儿子的理发师。要使这两句话经典完美，至少得花两个月的时间，而他对细节的热衷和关注也丝毫不亚于契诃夫。纳博科夫也曾公开表示，他对这位作家心怀爱戴。在把心甘情愿的读者拉进那位“死去的儿子”的情节剧之后，作者立即收住这个话题，带我们又回到了亨伯特的世界。通过这个残酷、带有讽刺意味的话题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述者对于理发师的痛苦没有任何兴趣。更有甚者，他还很有把握地认为，既然读者沉浸于亨伯特那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那么，我们对于理发师那个死去三十多年的儿子所抱的兴趣，不会比他更大。这样，我们的读者也因为那份残酷而怀有负罪感，这就是美的代价。我二十多岁读纳博科夫的作品时，常有一种奇怪的负罪感，还因为自己能克制这种负罪心理而滋生了一种纳博科夫式的自豪感。这就是我为小说的美，为我从小说中获得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

要理解纳博科夫的残酷和美，我们必须首先要记得，生活对纳博科夫是如何的残酷。他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在俄国革命之后被剥夺了房产和所有财富。（后来，他对此骄傲地声称无所谓。）离开俄国后，他来到伊斯坦布尔（在锡凯尔酒店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又在柏林过着流亡生活。后来，他又从柏林赶往巴黎，并在德国侵入法国之前移民美国。尽管他在柏林时是一位完美的俄语作家，但一到美国就放弃了母语。他的父亲，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死于一次拙劣的谋杀事件，其情形与《微暗的火》中用无情的讽刺所描述的谋杀事件非常相似。纳博科夫四十多岁到美国时，他不但丢掉了母语，还失去了父亲、世袭财产和家人，亲人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如果我们能记得这些纳博科夫在真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磨砺，特别是他对洛丽塔、圣塞巴斯蒂安骑士和约翰·谢德所表现出的伟大同情心，那我们就不再会去“打落水狗”（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的话），批评他那奇特的恶意，谴责他那让自己放弃一切政治兴趣的傲慢，非难他那嘲弄甚至侮辱平常百姓粗鲁举止和庸俗趣味。

正如纳博科夫迅速结束了对卡尔斯比姆那位理发师的描述，他的残酷也透过精妙的细节展现出来：人生中的一切——自然、他人、我们的环境、街道、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都不会对我们的痛苦和烦扰有所回应。这种意识让我们想起洛丽塔对于死亡的看法（“你完全算是你自己的了”），而洛丽塔的继父也很欣赏她的看法。读纳博科夫的深层快乐，在于我们能从中看到残酷的真实：我们的生活与世界的逻辑并不符合。认识到这层真理，我们就会开始因为美本身来欣赏美。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支配世界的深层逻辑，发现这个世界我们只能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来欣赏时，我们才能从手中的美获得安慰。最后，我们只能在纳博科夫精彩的对称、在他那自我指涉的笑话和镜像游戏、在他对光的赞美（这位自我意识总是很强的作家将这一特点称为“棱镜下的巴别”[2]）、在他那像蝴蝶彩翼一样美丽的文章中，找到对生活残酷的惟一辩护：亨伯特在失去洛丽塔之后，告诉读者说，他惟一所剩的只有文字了，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信口开河道“爱情是最后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