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马里奥 · 巴尔加斯 · 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

有什么可以被称为第三世界文学吗？在不堕入粗俗和狭隘的前提下，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建立其文学的基本特点？如同爱德华·萨义德阐述的那样，在所有有关该话题的最微妙的表述里，第三世界文学的观念都可以突出边缘文学的丰富性和范围，还可以突出边缘文学、非西方身份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的人断言“第三世界的文学可以起到民族寓言的作用”时，他简直等于委婉地表达了对边缘世界的文学财富及其复杂性的冷漠。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在阿根廷创作短篇小说和随笔。尽管那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但他处于世界文学中心的地位却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有一种叙事小说很明显是特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小说的创意与作家生活的地方关系不大，而主要是因为作家知道他的写作远离世界文学中心，并能在内心感觉到这种距离。如果第三世界文学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决不会体现在它赖以产生的贫穷、暴力、政治或国家动乱上，而是体现在作家意识到，他的作品多少远离了中心，并在作品里反映了这种距离。在这里，他的艺术史（小说艺术史）由他人来撰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作家有着从世界文学中心被流放出来的感觉。一个第三世界的作家可以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像巴尔加斯·略萨一样，在欧洲的某处文化中心重新定居。但是，他对自己的感觉可能不会改变，因为，一个第三世界作家的“流放”，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被排挤、永远是局外人的感觉。

同时，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使他得以免于追求创意的焦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不需要过多地参与同父辈、前辈们的竞争。因为他在探究一个新领域，所触及的主题在他自己的文化里还从未被提及，而说话的对象也是突然出现的、在他的国家从未见过的独特读者群，这让他的写作有了自己的独创性和真实性。

年轻时，巴尔加斯·略萨曾评论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美丽的意象》（Les Belles Images）。他在评论中隐秘地指出了波伏娃在写作生涯里可能遵循的指导原则。他赞扬德·波伏娃，不仅是因为她写出了一部优秀小说，还因为她反对20世纪60年代曾风行一时的新小说主张。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最大成就，在于她采用了阿兰·罗伯－格里耶、纳塔莉·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塞缪尔·贝克特等作家的小说形式和写作技巧，但却用于不同的目的。

在另外一篇关于萨特的论文里，巴尔加斯·略萨详述了他对“利用”其他作家创作手法及形式的看法。后来，巴尔加斯·略萨抱怨说，萨特的小说缺乏机智和神秘感。他认为萨特的论文写得清晰，但是政治立场却很混乱（或者说，让人感到混乱），还批评萨特的艺术过时、陈腐；巴尔加斯·略萨同样也对自己以前在信仰马克思主义时，曾深受萨特的影响，甚至毒害而感到沮丧。巴尔加斯·略萨将自己对让－保罗·萨特的幻灭，追溯至1964年，当时他在《世界报》（Le Monde）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在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里（它在土耳其掀起了波澜），萨特将文学比做比夫拉湾这类第三世界国家中一个快要饿死的黑人小孩，并且宣称只要苦难继续存在，那么对贫穷国家来说，从事文学工作就是一种“奢侈”。他甚至特别强调，第三世界作家永远不能问心无愧地欣赏所谓的文学奢侈品，还总结说，文学是富裕国家的事情。巴尔加斯·略萨的确也承认，萨特思想的某些方面都是“可以利用的”，如细致的逻辑，坚信文学很重要、绝不仅仅是游戏等。正是因为萨特的指引，巴尔加斯·略萨才能穿越文学和政治的迷宫，找到自己的道路。所以，最终说来，萨特是一个“有用的”向导。

我们必须具有可爱的天真，这样才能对自己和中心的距离保持持续的觉知，才能讨论灵感的构成，并找到将其他作家的发现为己所用的有效途径。而按照巴尔加斯·略萨的说法，萨特身上没有一点天真或无辜。巴尔加斯·略萨自己那可爱的天真不仅在他的小说里有所反映，而且在他的评论、随笔和其他作品里都随处可见。

他总是很投入，从不把自己置身事外，不论是写他儿子参与拉斯特法里派的活动，还是展现一幅尼加拉瓜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派分子的生动图景，抑或是描述1992年的世界杯比赛。他对加缪的评价特别友善。他记得自己年轻时断断续续读过加缪的书，而当时萨特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多年过去了，有一回，他从利马的一次恐怖袭击里幸免于难，之后便读了加缪有关历史和暴力的长篇论文《反叛者》（The Rebel），从此对加缪的喜爱超过了萨特。不过，他仍然赞扬萨特的文章能切入问题的本质，而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文章，也正有此特点。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萨特是个伤脑筋的人物，甚至是个父亲式的人物。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对萨特产生过很大影响，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他同样也是个重要的人物。略萨赞扬帕索斯拒绝廉价的伤感、勇于就新叙事形式进行实验。像萨特一样，巴尔加斯·略萨也采用了拼贴、并置、蒙太奇、剪拼，还有其他类似的叙事手法，来构建管弦乐般和谐的小说。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赞扬了多丽丝·莱辛，称她是萨特意义上的那种有“政治倾向”的作家。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政治倾向”小说要全力表现所处时代的争端、传说和暴行，而他自己早期的左派小说就是该类小说的典范之作。我们在这些早期小说里看到的，是一个想像丰富、顽皮有趣的左派分子。巴尔加斯·略萨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在所有作家中，包括乔伊斯、海明威和巴塔耶（Bataille）等，最让他感激不尽的是福克纳。巴尔加斯·略萨对《圣殿》（Santuary）的某些特点加以赞美，例如场景并置和时间跳跃，而这些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着更伟大的表现。在《安第斯谋杀案》（Death in the Andes）里，他就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以下手法——对声音、故事和对话果断地进行交叉剪接。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安第斯那些荒凉、濒临消亡的小城镇中，发生在空旷的山谷里、矿床上、山路上以及荒弃的田野里。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调查一系列可能由谋杀引起的失踪。看过巴尔加斯·略萨其他一些小说的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调查员利图玛下士和从事同样工作的民事警察托马斯·克雷诺，都非常熟悉。这两人奔走在山间，盘问各种嫌疑人员，彼此诉说自己以往的爱情故事，同时还要警惕毛主义光明之路游击队的伏击。他们在路上碰到的人，那些人讲的故事，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个人过往，无疑是一幅巨大的生动画面，勾勒出当时处于苦难中的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