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白色城堡》之后

有些小说，尽管有着圆满的结局，但其角色仍然在作者的梦境中继续着他们的游历。19世纪，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喜欢把自己的这种梦境写成两三部续作。而另有一些，则走向相反的极端。他们不愿再沉浸在前一部小说的世界里，而是迫切渴望结束那些危险的后续历程，以至于就用草草的一句附言，将这些一笔带过。例如，他们仅会这样说，“很多年后，多萝西娅和她的两个女儿又回到了阿尔坎斯通，”又或是，“拉泽若乌最后终于将事情安排妥当，现在他有着丰厚的收入。”当然，也有一批作家再次回到上一部小说的世界中。但这不是为了给老主人公增添一些新的冒险，而仅仅是因为小说中的生活需要如此。回忆、曾错失的良机、读者以及好友的感知、反应，还有一些新的念头，都可能使小说形式在作者构思中发生改变。一部书的构思可能会与最初想法完全不同——这里指的不是已经在书店上架的作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作者总是想弄明白，这一陌生奇异的新生灵究竟来自何处。

《白色城堡》的创作灵感最初神光一现，是在我即将完成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之际，后者是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一个家族的传奇史。在《白色城堡》中，一个占星师常被传召入宫，于午夜时分行走在忧郁冷清的街道。我的小说正是以那座宫殿命名。我的占星师，对科学很感兴趣。他发现，宫中人士对科学几乎毫无热情，于是将自己扮成占星师。这轻而易举地转换身份，要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他的初衷，是为了战胜宫廷内其他术士，而并非科学事业。但尽管如此，预言为其带来的权力和影响，还是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借此来满足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回避历史题材了。人们问我为什么总写历史小说，对此我日益厌烦，现在，我对历史小说已没有兴趣了。

早些年，大约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写过三篇历史短篇小说。甚至人们也将我的第一部作品称为历史小说。要理解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有必要审视一下我的文学品位，更要回顾回顾我的童年喜好。孩提时代，我八岁多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从与父母同住的房间来到楼上，去向住在阴暗屋子里的祖母问安，那里的每件东西，甚至收音机的喋喋不休声，都和我们的房间一模一样。屋里有一堆褪色发黄的报纸和医学书籍，它们曾经属于伯伯。他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我在里面翻寻，凑巧找到一册大部头的插图本瑞萨特·艾克瑞姆·科丘（Reşat Ekrem Koçu）的百科全书。接下来的很多天，我一直在读其中那则关于猴子的故事，那群可怜的猴子是人们从阿萨普卡皮的猴市上买来的，后来它们因为不堪入目的表演都被吊死在树上。在洗衣服的日子里，洗衣机轰轰哀鸣着，大人们烦躁地转来转去，忙着烧水，忙着加热液体肥皂。这时，我会爬到角落里，看那本黑白插图的《天使不愿踏足的街道》，里面的妓女们全都得了黑死病。在等待走廊里的大钟表敲响下一个整点钟声的当口，我读到了罪犯们会被折断手脚，塞进炮口里射向天空的故事，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写完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后，我发觉自己又陷入了对历史题材着迷的梦境中。我对自己说，既然头脑中已经有了清晰的故事雏形，那么，我何不在写长篇小说之余，写些短篇呢？因此，为了更好地描绘我的占星师，我也兴高采烈地沉浸在了科学和天文学书籍中。阿德南·阿迪瓦（Adnan Adıvar）饶有趣味、无可匹敌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Ottoman Turks）让我发现了渴望寻找的色彩。如同埃弗利亚·切莱比也曾经非常喜爱的怪动物神话书一样。从苏海勒·尤恩瓦尔教授（Süheyl Ünver）的《伊斯坦布尔天文台》（Istanbul Observatory）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著名的奥斯曼天文学家塔奇尤丁就曾试图向苏丹解释彗星；读到他和别人间的思想交流，看到他科学笔记（该笔记现已散失）中的思想对我的主人公的教诲作用，我开始明白，天文学和星相学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

关于占星术，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解释：“预言某些事情的秩序会被打乱，对于破坏事情的秩序来说，不失为良方妙策。”后来，我从奥斯曼时期最富戏剧性、作品通俗易读的历史学家奈玛那里了解到，占星家之首侯塞因大人像所有政治家一样，非常热衷此道，善用占星家的黄金定律。

我阅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我想写的这个故事收集所需的一切详尽背景资料。我手头的书籍，使我看到了土耳其文学中一个极受欢迎的文学主题：渴望行善助人的英雄形象！在这类书里，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英雄总是坚定不移地和邪恶的叛徒作斗争。从某些优秀小说中，我们会看到，正是通过邪恶的考验，主人公的性格才能发生变化。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沿着这同一思路写下去。但我尚未找到我主人公的“美德”源自何处，也无法探寻出，他对科学与探索的热情来自何处。后来，我决定让自己的占星师从“西方人”那里获得对科学的认知。那些从遥远国度乘船而来的奴隶，是我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人选。由此，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也发挥了作用。我认为，作品中的大师和意大利奴隶之间应当有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倾诉，互相教导。为了给他们时间交谈，我安排他们在黑暗笼罩下的城市里同处一屋。这两个人之间既亲密又紧张的关系，立刻成为了本书的想像中心。我发现主人与奴隶非常相像。或许是我爱分析的那面天性起了主导作用，但这恰恰就是我让他们如此相像的理由。从那时起，我可以毫不费力就让自己沉浸于那个著名的文学主题中：孪生兄弟对调位置。

我的故事就开始以这种全新的形式上演，这或许是由于我对故事的内部逻辑没有把握，或许是由于我想像力迟钝。我当然非常熟悉E.T.A.霍夫曼（E.T.A.Hoffmann）的孪生兄弟故事。他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由于渴望成为音乐家而模仿莫扎特，甚至过分到把莫扎特的姓氏加在自己的名号上。我也读过埃德加·爱伦·坡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The other）。我所写的斯拉夫村落里那位患癫痫病大师的传奇故事，就得益于他们的启发。上中学的时候，生物学老师吹嘘说，他总是能够分辨出班上那一对丑陋的孪生兄弟。但在口头考试时，他们俩交换了位置，而老师却丝毫不知。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中查理·卓别林模仿他人的样子时，曾非常喜欢，但后来就不了。小时候，我对连环画册上的千面人敬畏有加，他永远都在变幻身份。如果他和我换了身份，他会做什么呢？我对此感到好奇。如果和一个业余心理学家互换身份，他也许会说：“事实上，所有作家渴望的，就是变成另一个人。”在将自己转换到作品中去这一点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比霍夫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自己完全融入《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中：白天是一个普通人，晚上却是一个作家！不论何时，我的对应自我只要与我调换了位置，他就会提醒读者，要对这双重身份负责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