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我的名字叫红》采访节选

托普卡帕宫的主管菲利兹·奇格曼是《我的名字叫红》的第一个读者，她也最为严谨认真。我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菲利兹女士已是宫殿藏书室的主管。在开始动笔之前，我们之间曾有次长谈。是她告诉我，从未完成的细密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画家画马总是先画马蹄，以此来表明他们是凭借记忆来创作的。

在《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之前，我和菲利兹女士曾于某个周日清晨在托普卡帕宫会面，逐页审阅小说。那天，我们工作到很晚。外面天色已暗，博物馆已经关门。我们来到曾是后宫的庭院里。放眼望去，四周黑暗、空旷而诡异。秋天的落叶，冷风，一片清冷。黝黑的阴影掠过我曾在书中描述过的国库墙垣之上。我们站在那里，静静地、长久地凝视着，手里拿着仍未发表的手稿。仅仅为了能在那个阴暗、多风的周日黄昏这样伫立宫中，写作《我的名字叫红》就完全值得。

开始构思小说的时候，我对伊斯兰细密画的了解和喜爱还非常有限。为了甄别这些细密画的创作年代，鉴赏其风格，一个人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耐心需要爱来支撑。最初，对我来说，要爱上这些画极其困难。它就像要人对物品产生爱情。过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伊斯兰展馆举办的细密画展览远比今日的要出色，特别是波斯细密画，你可以非常近距离地接触那些画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陈列架是开放式的，我会连续几个小时流连在内，欣赏那些细密画。毫无疑问，有些画十分沉闷，而另有些则会给我愉悦狂喜之感。还有些，我仍需要长久地赏析，才可以慢慢学会爱上它们。我意识到，你必须要学会欣赏它们。开始，这有点像试图去读一本你并不懂的外语书籍，而又只能依靠一本拙劣的词典。因而，对书中内容，你只能有一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几个小时过去了，你可能一无所获。同时你又非常痛苦地知道，有人对这优美的语言掌握精通，你十分忌妒他们，觉得自己似乎永远达不到他们的程度，体味不到那种愉悦。但事情总有好的另一面。开始，你不知道该如何接近这些陌生、没有立体感、妄自尊大、居高傲慢、看上去毫无差别的人们，画出他们丝毫不用透视法——你怎么会去喜欢这些衣着迥异的东方人？但凝视着他们的脸，望进他们的眼睛深处去，你就会慢慢爱上他们。我并不欣赏所有读过的书，但经过十年时间，我却慢慢爱上这些细密画中的人。

《我的名字叫红》的真正主人公是那个说书匠：每晚他都会去咖啡馆，站在一幅画旁开始讲故事。书中最哀伤的部分，是他的悲伤结局。我非常了解他的感受——永恒的压抑感。不要写这，不要写那，如果非要继续写，也要按照这种方式；你母亲会生气的，父亲会生气的，国家会生气的，出版商会生气的，报纸会生气的，每个人都会生气的；他们会喋喋不休，指指点点。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干涉。你也许会说，“上帝会帮我的”，同时你又会想，尽管也许会惹恼所有人，我仍旧愿意按照某种方式写作。但能看到他们点头赞同，毕竟是件美妙之事。在我们这样拼拼补补、半民主的国家里，在如此神秘、有着各种禁令的社会中，写小说将我放在与我的那个传统说书人没有多大分别的位置上。不论政治禁令如何，一个作家同时感到的，还有他被各种社会禁忌、家族关系、宗教、国家指令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包围。在此种情绪之下，写历史小说就是满足借古讽今之愿。

《我的名字叫红》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风格。今天我所了解的风格，就是19世纪西方艺术史学家们提出的“后文艺复兴”概念，它使得艺术家们特点各异。鼓励艺术家的独有特质，就是鼓励个性。而15与16世纪的波斯艺术家和细密画家们为世人所知的，则不是其独特风格，而是他们的国王、工作间，以及工作的城市。

《我的名字叫红》的主旨并非东西方问题，而是细密画家的艰辛。他们为其遭受痛苦，奉献一切。这是一本有关艺术、生活、婚姻和幸福的书。东西方问题只是其潜伏的背景。

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东西方手法、风格、习俗和历史的交融，如果说我是富有的，那要感谢这些遗产。我的安适、双倍的快乐，来自于同一源泉：我可以毫无愧疚地在两个世界中徜徉，二者都给我如家之感。保守派和正统宗教人士，不会如我那般容易接受西方，而最前卫的理想主义者，最难以接受传统，他们也永远不会明白我何以如此。

如同《寂静的房子》，《我的名字叫红》的角色也都以第一人称说话。每件事情，不仅是角色，甚至是事物，都在说话。其标题即反映了这种基调。

《我的名字叫红》这个题目，是我在成书之际偶然想到的，我当下就爱上了这个名字。最初它叫“爱上第一幅画”。这符合该书的主题，即看到画有霍斯陆和席琳的名为“一见钟情”的画时，便坠入爱河。电影《隐藏的脸》（Hidden Face）的剧本，是我根据我的小说《黑书》中的故事所写的，它也揭示了同样的主题：通过欣赏绘画而陷入爱恋。

席琳看到那幅画，爱上了霍斯陆。但这为何不是发生在林中初见该画之时？第二次她又去森林，再次看到了它，同样没有爱上霍斯陆。只是在第三次，席琳前往林中看到他的人时，才陷入爱河。难道对那个如此英俊迷人的男子，她不是一见钟情吗？我的主人公黑问。谢库瑞则回答说，在传说中，一切都是在“三次”情况下发生的，每个人都有三次机会，而在现代小说中，一切却只有一次机会。我放弃的那个标题其实与小说的主旨有关。《我的名字叫红》围绕这一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阐述：假如席琳是看到画爱上了霍斯陆，那么他的画遵循的一定是西方肖像画手法，这样看到画后，她可以在街上认出霍斯陆（就像依据身份证上的照片），而伊斯兰细密画描绘的是美的普遍本质。世代以来，有上百幅帖木儿王、苏丹和可汗的画像，但是今天，我们对他们到底是谁却一无所知：那只是理念中的苏丹或可汗。一个人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跟谁都那么像的人呢？

我的书反映了这些主题。黑，某种程度上是以霍斯陆为原型的，在失去爱情之后开始了流浪的生活，数年来一直思恋昔日爱人的音容。但在某个时刻之后，恋人的容貌还是渐渐模糊，原因就是他没有一幅西方风格的肖像画，可以将她随时呈现在自己眼前。他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恋人的肖像，无论我们有多爱她，她的音容还是会渐渐在记忆中淡去。代替她的，是我们看到的各种回忆之念。这是小说的另一主题：我们必须要记住某人的面容，某人独一无二的脸孔。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最初名为《爱上第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