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

2002年2月24日　星期天

这是我第四次返回卡尔斯。早上十点，我和摄影师朋友曼纽尔抵达这里。我们在街头漫步，一整天都在聊摄影。之后，我的情绪奇怪地低落下来。已经是第四次涉足此地了，卡尔斯再也不像往常那样令我兴奋。这些街巷，这些老式的俄罗斯建筑、阴郁的庭院、破败的茶室——整座城市深深的忧伤，它的孤独和美丽——我再也不堪忍受这些，再也不希望将其写入小说了。我的大部分小说，有五分之三描述过这个地方；有时我会将现在这部小说称为《卡》（Kar即雪[1]），有时又会称之为《卡尔斯的雪》（Kar in Kars），它也已经完成构思。我知道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将如何从这座城市，从它在我内心激起的孤独和隔绝感中来采撷素材。此刻我所思考的，并不是卡尔斯这座真实的城市，而是小说《雪》（或《卡尔斯的雪》）。我也明白，这座城市的拥挤，它的街巷、居所、树木、店铺，甚至某些人的面容，构成了小说的内容。但我同样知道，小说中的城市仍然不像这座真实的城市。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写这部小说并非想要再现这座城市：我所期望的，是把自己对城市氛围的体味，以及它给我带来的困惑投射到卡尔斯身上。还有雪，多年以来，在我构思这部小说之时，它浮现于我的每一个梦境。我需要这绵绵不绝的雪，将书中的城市与土耳其其他地方隔绝开来……

我记忆中第一次前往卡尔斯，是在二十五年前。城市的阴冷、它梦幻般白雪皑皑的冬季，这些都是最初的动因，令我深信我必将有一部小说扎根于此。因此，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来到了卡尔斯，口袋里装着一则从伊斯坦布尔《晨报》（Sabah）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并开始寻访城市的美丽和它的白雪。因为我深信，我的故事将在此生发。而我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记录卡尔斯的故事，聆听它的居民在我耳边喃喃低语的那些或悲或喜的传闻，而是要实现我的最初想法，写一部关于卡尔斯的小说。

从踏进卡尔斯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不断告诉自己，此行真可谓明智之举。我如此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美丽、破旧的老式建筑，宽广的俄式街道，以及特有的地方气息，和那种被世界彻底遗忘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我才满怀激情地聆听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带着小小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临时搭建的帐篷到党总部大楼，从斗鸡娱乐场所到政府办公室，从小报社到茶室，来回穿梭，采访那些渴望对我讲述的人们。我一共收集了二十五到三十个小时的素材。用我简陋的照相机，拍下了感兴趣的一切。我记得，第一次前往卡尔斯的最后一天，我来回奔波，竭尽全力地记录一切，一个当地警察还紧紧尾随在我身后。每次访问卡尔斯，我都会一早前往柏里客茶室（即团结茶室），在笔记本上匆匆记录我的思绪。此外，除了收集这些素材（我真不喜欢用这个词），我还要不断记述的，并不完全是我对卡尔斯及卡尔斯人的印象，还包括我头脑中的故事雏形。

最重要的，是因为雪，它已不再像卡尔斯美丽、富有、快乐之时那样落下。中产阶级家庭，曾在苏联及其解体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与俄罗斯人做生意；曾在卡尔斯河进入冰冻期时，在河上滑冰玩耍；曾乘着雪橇穿游城市，尽情地嬉闹——这些人，后来纷纷举家离去。他们走后，白雪也就抛弃了这座城市。如今，卡尔斯的雪，便再无往日的充沛和丰腴了。

小说中的政治灾难（以及贫穷等诸多不幸）也是整个土耳其的遭遇，只不过在此处没有那么激烈。或许也曾激烈过，只是人人都忘记了：是这里的街巷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当然，那一定是我的错觉。

我的另一个印象或许也是错觉：这里的生活显得有些卑微。人们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馆里，或是漫步街头，我所遇到的当地人在我看来，往往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为简单和质朴，后者来自卡尔斯之外。或许，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使我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印象。或许，要是在某个特殊时刻，也会有自杀或谋杀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经半醒半睡的咖啡馆，而生活又会看似稀松平常地继续。

20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间，卡尔斯经历了极端暴力时期。政府和情报机构用高压手腕改变了城市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库尔德游击队奋起于群山草莽之间。除此而外（或许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暴力或政治灾难被视为近乎无理的行为，近乎令人羞耻的夸夸其谈——仿佛我在说谎。是的，一个真实的谎言。

一个画家，竭尽一生光阴，最终能以最迷人的方式画出一棵树时，当他用艺术语言使这棵树复活，然后带着创造的喜悦再次回到画中，看看那棵树，此时他必定会有某种挫败感，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今天，我走在卡尔斯的街头，就有这种感觉。我仍将继续漫步，体味迄今为止那街道仍赋予我的深深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2月25日　星期一

我回到了团结茶室。一早我就开始在那里写东西了。一个年迈的老者试图和我攀谈。说他年迈，但实际上也许并不比我更老。他体格魁伟，头发卷曲，戴着帽子，身穿灰色夹克，看上去非常健朗，嘴里还叼着烟。

“你又回来啦，对吧？”他说。

我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回来了。”我笑着说。

他取下挂在墙上的外套，我也回到了写作之中，在笔记本上涂写。他拿着外套，起身离开团结茶室，同时大声对我说：“去写吧，写写大家要向政府官员交多少苛捐杂税吧！写写官员们控制了多少卡尔斯的煤炭！”

他说这话的时候，餐厅服务生正打开炉盖，用钳子往里面加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打开录音机，周围的人就会开始对我倾吐他们的不满，包括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这会使你明白，当我手里拿着笔记本，在茶室附近转悠时，人们是怎么看我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作家，即便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我只是想写在卡尔斯发生的小说而已。当我说我是记者时，他们立刻会问：“是那家报纸的？有一次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写吧，记者，写吧！”

他们从不担心我离他们太近，听到他们的谈话。一个人会说：“是的，他在写东西，他是个记者”；另一个会问：“他在写什么呢？”早上，团结茶室几乎空无一人。房间的另一边，摆着一张桌子，约莫八点开始，就开始有人围在那里打牌了。那边，有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总爱说自己多么幸运。另一张桌子上，两个退休男人相对而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打量着那个自诩幸运的男人。不一会儿，自诩幸运的人将视线从牌桌上挪开来，开始讲一些有关艾杰维特总理的笑料。他的谈话，总是和总理与总统间荒谬可笑的争吵有关。他一会儿说艾杰维特又要到电视上来抱怨总统了，一会儿又扬言股票就要崩盘，土耳其货币就要贬值了。这时，坐在邻桌的某人会附和几句。咖啡室里另有十二个人（我目测了一下），皆围炉而坐，离我约有三步之遥。他们看上去很疲惫，毫无生气地开着玩笑。这里满是“大清早”的氛围。“别这么做，别那么说，这可是大清早！”炉子热起来了，甜美的温暖扑到我的脸上……此时，团结茶室陷入了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