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无名杀手之谋杀与侦探小说

专栏作家切廷·阿尔坦和伊斯兰教大臣艾布苏尤德大人

《黑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日报》（Milliyet）之名，以专栏的形式发表的。在小说里，它们都出自一位记者之手，一篇一篇呈现出来。它们有规律地时断时续，打乱了小说的叙述主线。由于它们决定着《黑书》的形式，所以着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是以专栏作家的口气来写小说的，爱将含蓄的插科打诨与面壁虚设的学问加以平衡和协调。专栏内容越来越长，成了小说的主要部分，从而破坏了其整体的结构和平衡。即使是现在，如果读者对我说，“我读了《黑书》，里面的专栏内容太棒了。”我还是会既高兴又难过。

那些读过小说译本的人，尤其爱这么说。西方读者对我戏仿专栏作家的那种奇特而又晓畅淋漓的叙述，总是十分着迷。这些专栏作家所属的传统，超越了土耳其的国界，它还将另外一些有着类似文化冲突的国家都包容其间。如今，这些人已慢慢绝迹。但在今天土耳其专栏作家的笔下，我们仍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回声。

在土耳其，一个真正的专栏作家，每周要写四到五篇文章。他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理和历史的维度上搜罗写作素材。他会使用一切叙述形式和手法，不论最平凡的日常消息，还是哲学著作、论文或社会调查报告，均可为其所用。任何事情，从市政府——街灯的形状——到文明问题——土耳其在东西方的位置——无不在专栏作家的视野之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他很喜欢将诸如街灯形状这类话题与东西方问题联系起来。）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机敏、好斗的辩论家。他们以其善辩、勇气和犀利著称。作为写作的代价，其中不少人都在监狱或法院度过一定的时光。读者喜爱并信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阐述与解释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勇气和攻击性。他们是明星，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万事专家，因为他们似乎能解答任何问题。关于他们谈论的政治仇恨，实际上人人都有话说。每当国家陷入政治分化的危局，他们便是见证。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打进政要的家庭，在咖啡馆流连忘返，在政府办公楼中栖息，或者深入日常生活。他们喜欢读者的信任和友情，所以会在这一天谈谈爱情，下一天谈谈他们对克林顿和主教的看法；他们就像指摘弗洛伊德的错误那样，津津乐道地批评腐败的市长。于是人人都成了“万事通”。十年或十五年前——在电视还没来得及改变人们的读报习惯之前——土耳其的读者认为报纸专栏是最高的文学形式。那些时日，每当我乘汽车在安纳托利亚旅行，只要谁发现我是个作家，就会问我为哪家报纸工作。

我在《黑书》中创作专栏作家耶拉·萨利克时，我甚至开始像他那样写起了专栏文章。我最关心的，就是要确保他和许多时下著名的专栏作家不同。他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几乎每一个都像政要一样知名。这样，我才可以避免受到他们这些杰出的专栏作家的影响。我最担心的，便是与专栏作家切廷·阿尔坦（Çetin Altan）扯上关系，他颇具争议的立场使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声名鼎沸。

最近，切廷·阿尔坦公开宣称政府与黑手党有染，并插手了多起谋杀事件，随后，他被指控“侮辱政府”。在审判期间的一次调查中，他披露说，自己大概卷入了三百宗对他不利的案件。年轻时，他是我最崇拜的文学和政治英雄之一。因此，所有他入狱和释放的日子，都被我当做最激动的时刻记录下来，迄今记忆犹新。在身为土耳其工人党议员时，他在国民议会上的精彩演讲和强有力的专栏内容，使他失去了政治免疫力，所以，当时执政的保守党议员在国民议会里彻底击败了他。

毫无疑问，国家和公众舆论之所以对阿尔坦充满愤怒，多半是因为冷战时期他是苏联邻国的社会主义者。再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尔坦开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国家，这使人们对他的愤怒有增无减。我个人的观点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保守主义人士或民族主义者都憎恨他，因为他不去斥责土耳其的贫穷，不去斥责在政治实验和外强干涉等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手段的人，而一味地认为，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民族问题。批评自己祖国的时候，阿尔坦从不向读者指明，所有这些谴责应该一股脑儿堆到哪些邪煞身上去，他也从不提供一夜之间就可能改变国情的妙策良方。他攻击的目标，并非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而是它的文化。对此阿尔坦总是目光锐利，竭尽讽刺。土耳其的风俗、土耳其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有的装腔作势，被他视为民族的沉疴痼疾。阿尔坦不仅能够用那些被激怒者的语言来写作，而且还有办法使他们每天都读他的文章。由此看来，他就是个奈保尔。

但是，切廷·阿尔坦从未遭受过让奈保尔变得如此冷漠、如此悲观的那种痛苦。他对西方化和现代化还持有一定的乐观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西方这个中心之所以给我们带来痛苦，并不是因为我们模仿西方造成的。同理，我们之所以模仿西方，是因为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但我们不能将所有想像中的弊病都一股脑儿推给西方。他那孩子气的乐观，一部分是因为，土耳其事实上从未成为殖民地。这使他把西方文明看做是一个可以用缓慢而慎重的方式去亲近的中心。不论是什么因素使“我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人产生差异，西方无疑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借鉴。因为我们不像西方人，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缺乏什么，然后再来弥补。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体现我们所有不足的历史。像许多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那样，也像许多好斗善辩的专栏作家一样，切廷·阿尔坦也曾列举使我们迥异于西方人的诸多令人沮丧的缺点：从民主到资本主义，从个性化小说艺术到钢琴演奏，从视觉艺术到散文，从阿塔图尔克非常重视的帽子到《寂静的房子》中我曾打趣提到的那张桌子。

1970年代，政治恐怖已经升级到现在的恐怖程度，切廷·阿尔坦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缺陷，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侦探小说在土耳其的发展，远没有达到英国、美国和法国那么高的程度。在工业社会复杂生活的背景下，各种谋划精密的杀人案对这类社会的小说、戏剧、电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结果便是大量创造性天才侦探小说家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