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杜特泰佩清真寺的高度 难道那里有人生活吗？
相对于在阿克塔什家坐在苏莱曼身边，麦夫鲁特更喜欢和费尔哈特在街上兜售“运气”，因为那时他感觉更好。他可以对费尔哈特畅所欲言，费尔哈特也会说些类似的话，他们一起嬉笑。夏天的夜晚，因为害怕孤独，麦夫鲁特去阿克塔什家吃晚饭，他知道自己说的每句话，都会遭到苏莱曼或者考尔库特的讽刺挖苦，因此他不愿意开口。萨菲耶姨妈经常说：“你们这两个豺狼，别跟我亲爱的麦夫鲁特过不去，放过他吧。”麦夫鲁特始终牢记着，要想在城市里站住脚，他就必须跟哈桑伯父、苏莱曼还有考尔库特友好相处。在伊斯坦布尔度过四年之后，麦夫鲁特幻想着自己创业，不给亲戚和任何人带来负担。他将和费尔哈特来完成这个心愿。一天下午，费尔哈特正数着他们口袋里的钱，麦夫鲁特说：“如果没有你，我根本不会想到来这些地方。”他们从锡尔凯吉坐火车，（在车厢里他们也躲过乘务员做起了生意，）去了维利埃凡提赛马场。对赛马好奇的赌徒们也热衷于游戏，于是他们手上的盒子在两个小时里就全被刮完了。由此，他们想到去足球场、足球队的开赛仪式、夏季锦标赛、体育和会展宫的篮球赛。每当因为一个新点子挣到钱，他们就一起幻想日后的创业。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在贝伊奥卢开一家餐馆，实在不行就开一家快餐店。一旦麦夫鲁特想出新的挣钱点子，费尔哈特就会说：“你也有很强的资本家意识啊！”麦夫鲁特不觉得这是一句好话，但他会因此自豪。
1973年夏天，第二家露天影院在杜特泰佩开放了，影院的银幕是一座两层楼一夜屋的侧墙。有些晚上，带着“运气”盒子去看电影的麦夫鲁特，也会在那里看见苏莱曼或者费尔哈特，他们全都会找到不买票混进去的办法。刚开始，麦夫鲁特买票带着“运气”盒子进去，这样既看了图尔坎·绍拉伊的电影，又挣了钱。可后来他对那里冷淡了，因为街区里所有人都认识他。听到麦夫鲁特说到命运、运气时，谁也不再把它当回事。
11月，杜特泰佩清真寺打开大门、铺上机织地毯后，因为老人们说“运气”游戏是“赌博”，麦夫鲁特就不再拿着盒子去那里转悠了。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那些热衷礼拜的退休人员和老人，纷纷走出家门和一夜屋里改建的单间小祈祷室，一天五次满腔热情地去新的清真寺做礼拜。主麻日的聚礼拜上，更是聚集了密密麻麻渴望的人群。
1974年初的古尔邦节早上，杜特泰佩清真寺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开放仪式。麦夫鲁特前一天晚上洗了澡、准备好干净衣服、熨平了学校的白衬衫，一大早就和爸爸起床了。可清真寺和前廊里半小时前就挤满了从周围山头上过来的上千男人，要想进去很困难。但是麦夫鲁特的爸爸想去前面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别介意我的老乡，有一个通告。”他边说边拨开人群往前挤，最终他们成功地在前排找到了落脚处。
穆斯塔法：我们在前排做礼拜时，清真寺的建造者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就在我们的前面两排。尽管他和他从村里带来的人有各种强盗行为，但那天早上我还是感谢了这个人，我说愿真主保佑你。清真寺里人群的嘈杂声、人们轻声低语的热情，瞬间让我感到了幸福。我们一起做礼拜的热情，沉静稳重地走出黑暗的穆斯林大军，让我感觉好极了，仿佛诵读了几个星期的《古兰经》。我满怀谦恭、用不同的韵律念颂了两遍“真主至大”。阿訇念诵宣教辞时说：“我的真主，保佑这个民族，保佑这个群体，保佑现在不顾严寒、不分昼夜辛勤劳作的人们。”听到这话我难过了。他说：“我的真主，保佑为了面包从遥远的安纳托利亚乡村来到这里当小贩的人们，让他们生意兴隆，宽恕他们的罪过。”那一刻我热泪盈眶。阿訇最后说道：“我的真主，赋予我们的国家以力量，赋予我们的军队以强大，赋予我们的警察以耐心。”我也激动地和大家一起说了“阿门！”。宣教辞结束后，人们开始说笑着拥抱亲吻互祝节日，我往清真寺建造协会的盒子里扔了10里拉。我抓着麦夫鲁特的胳膊，带他去亲吻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手。他的哈桑伯父、考尔库特还有苏莱曼也在等待吻手的队伍里。麦夫鲁特先和堂兄弟们亲吻了脸颊，随后亲吻了他哈桑伯父的手，得到了50里拉的节日赏钱。哈吉·哈米特·乌拉尔被他手下的人和等待亲吻他手的人团团围住，等了半小时才轮到我们。这样一来，在杜特泰佩家里做了馅饼的萨菲耶嫂子也等了我们很久。那是一顿美好的节日午餐。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次：“在这个家里，不仅有我，还有麦夫鲁特的一份权利。”但是哈桑假装没听见。吃完馅饼的孩子们以为他们的爸爸和叔叔又要为财产吵架了，全都逃去了花园。但在那个节日里，我们没有吵架。
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最终让所有人都开心了。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所有孤独无助的可怜人（如果阿拉维派的人也来了，那就更好了），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全都排着队亲吻了我的手。我给每个人派发了一张崭新的100里拉纸币，为了过节，我们从银行取来了一沓沓的新钞票。因为真主让我也看到了今天，我满含热泪感激了真主。20世纪30年代，我过世的父亲在里泽山区，牵着毛驴做小贩，往返于各个村庄，兜售他从城里买来的各种小玩意。正当我要接父亲的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应征入伍。我们被派去了恰纳卡莱，尽管我们没有直接参战，但我们在恰纳卡莱，据守了四年海峡和阵地。我的军需官是一个萨姆松人，他对我说：“哈米特，你很聪明，别回农村，那样太可惜了。你来伊斯坦布尔，我帮你找工作。”军需官已去世了，让他安息吧。战后，在他的帮助下，我在费里柯伊的一家杂货店里当起了伙计。那时既没有杂货店伙计，也没有送货上门服务，我从面包坊买来面包，用毛驴驮着草筐挨家挨户送面包。后来我一看，我们也可以做这事，于是就在卡瑟姆帕夏的皮亚莱帕夏小学附近开了一家杂货店，随后我们在便宜的空地上建造并出售房屋，我还在卡厄特哈内开了一家小面包坊。那个时候，尽管城里有很多劳动力，但都是些不懂规矩的人。陌生的乡下人原本也无法让人信任。
我开始从村里带人去伊斯坦布尔，首先是亲戚。那个时候，杜特泰佩有棚舍，我让年轻人全都住进了棚舍，他们都亲我的手，尊敬我。我们圈了新的地皮，感谢真主，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这么多单身汉，他们怎么做礼拜，怎么感谢真主才能让他们状态良好地干活。第一次去朝觐的时候，我既向真主和先知做了祈祷，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说，让我来做这件事。我拿出一部分从面包坊和建筑上挣来的钱，买了钢筋和水泥。我们去找省长要了地皮，去找富人们要了钱。一些人给了钱，真主保佑他们；一些人则说，杜特泰佩吗？难道那里有人生活吗？那时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在杜特泰佩的山头上建起一座清真寺，你站在尼相塔什的省长宅邸，塔克西姆的公寓房楼顶，就会看见、明白是否有人生活在杜特泰佩、库尔泰佩、居尔泰佩和哈尔曼泰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