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擦去城市的灰尘 我的真主,哪来的这么些脏东西啊?
萨米哈:想到别人会说什么,费尔哈特就把我们的故事里最美好的部分作为隐私轻描淡写了。我们的婚礼虽然寒酸,却很美好。我们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蓝色公寓楼二层的白色苏丹婚纱店里,租了一件白色的婚纱。就像整个婚礼上我没犯任何错误一样,对于那些疲惫、丑陋和嫉妒的女人的骚扰,我也没有屈服。她们要么直接说,“啊呀,我的孩子,你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啊,可惜了!”要么因为没能这么含沙射影地表达,就用眼神表示,“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穷服务员,我们一点都不理解!”你们听我说:我不是谁的奴隶、小妾、俘虏……你们听我说:你们要明白什么是自由。费尔哈特喝着藏在桌下的拉克酒酩酊大醉,最后也是我让他清醒过来的。我仰起头,对那些嫉妒的女人和仰慕我的男人(其中也有来蹭柠檬水喝、蹭点心吃的无业游民),骄傲地扫了一眼。
两个月后,在邻居哈伊达尔和他的妻子泽丽哈一再坚持下,我开始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公寓楼里做用人。费尔哈特有时和哈伊达尔一起喝酒,他们夫妻俩还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我们好才希望我去打工的。作为一个丈夫,娶了抢来的女孩才两个月就让她去做用人,费尔哈特感到惭愧,因此一开始他反对我去帮佣。但是一天早上,我们和泽丽哈夫妇一起冒雨坐小公共去了加齐奥斯曼帕夏。费尔哈特也和我们一起,去了泽丽哈和亲戚们打工的吉万公寓楼看门人住的单元。比我们的单开间一夜屋还要小的这个地下单元,连一扇窗都没有。我们三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那小屋里喝了茶抽了烟,随后,泽丽哈把我带去了五单元的人家。爬楼梯时,我为将要进入一个陌生的人家而感到害羞,同时也因为要离开费尔哈特而感到害怕。私奔以来,我俩一直如胶似漆。我刚开始打工的那些日子里,费尔哈特每天早上和我一起过来,傍晚在看门人家里抽烟等我,下午四点我离开五单元下楼到憋闷的地下室,他或者把我送上小公共,或者把我托付给泽丽哈他们,确认我坐上小公共后,他才马上跑去幸福餐馆。但三周后,一开始是早上,快到冬季时,晚上我也开始独自来去了。
费尔哈特:为了不让你们对我产生误解,我要用一分钟时间插句话:我是一个知道负责任、勤劳和有尊严的男人,其实我是绝对不能容忍我的妻子出去打工的。但是萨米哈一再说自己在家无聊,想要出去工作。她没告诉你们,她为此哭过很多次。另外,我们与哈伊达尔和泽丽哈像家人一样,他们又和吉万公寓楼里的人像亲戚,甚至兄弟一般。因为萨米哈说,“我自己去,你听电大的课!”我才允许她独自去上班的。而这,在我学不进会计课,并且不能及时把作业邮寄到安卡拉的时候,让我感到更多的自责。眼下我又在担忧,自己记不住教授在数学课上写在黑板上的所有数字,从教授的大鼻子和耳朵里钻出来的白毛,在电视上都清晰可见。我之所以忍受所有这些磨难,是因为萨米哈比我还相信,如果有一天我拿到大学文凭,在一个国家机构里找到工作,那么一切都将会是另外一种情景。
萨米哈:泽丽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伤感易怒的女人,她住在五单元,是我的第一个“雇主”。“你俩一点也不像。”她说着用怀疑的眼神瞥了我和泽丽哈一眼。为了赢得她的信任,像我们事先说好的那样,我自称是泽丽哈父亲家的亲戚。纳兰夫人随即对我的善意表示了信任,可一开始她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能把四周的灰尘打扫干净。直到四年前,她还自己打扫卫生,那时他们也没有太多钱。四年前,她上初中的大儿子死于癌症,纳兰夫人便不屈不挠地向灰尘和细菌宣战了。
尽管刚看见我擦了那里的灰尘,她还会问:“你擦了冰箱下面和白灯里面吗?”我们害怕她的第二个儿子也因为灰尘得上癌症,因此在孩子快要放学回家的时候,我都会紧张并更加拼命地擦灰,还不时跑去窗前,带着石砸魔鬼的愤怒,向街上抖落抹布上的尘土。“做得好,做得好萨米哈!”纳兰夫人鼓励我说。她一边打电话,一边用手指着我没看见的一处灰尘,“我的真主,哪来的这么些灰尘和脏东西啊!”她绝望地说着并向我摇手指,于是我会感到自责,仿佛灰尘来自我的身上或是一夜屋街区。但我还是喜欢她的。
第二个月后,纳兰夫人信任我了,开始叫我一周去她家三次。她把我和肥皂、水桶、抹布一起留在家里,自己出去购物,或者去跟总在电话里聊天的朋友玩牌。有时,她借口忘了什么东西悄悄地回家,见我继续在勤勉地打扫卫生,就高兴地说:“干得好,愿真主保佑你!”有时,她拿起放在电视机上面、小狗摆件旁边的银镜框,镜框里镶着她死去的儿子的照片,她一边用抹布久久地擦拭着镜框,一边开始哭泣,我就放下手里的抹布过去安慰她。
有一天,纳兰夫人上街后不久,泽丽哈就来看我了。见我不停地干活,“你疯了吗?”她说道,打开电视坐到对面,但我还是继续干活。之后,只要她干活的那家夫人一上街(有时她家夫人和纳兰夫人一起出去),她就跑来找我。我干活时,她跟我说电视上看到的东西,翻冰箱找吃的,告诉我橄榄油做的菠菜味道不错,就是酸奶太酸了。(杂货店里买来的玻璃罐装的酸奶。)当泽丽哈开始翻纳兰夫人的衣柜,议论内裤、胸罩、手绢,还有那些我们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的物件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跑去她身边,听她调侃,玩得很开心。纳兰夫人的一个抽屉的最里面,在丝绸头巾和围巾中间,有一个写着蚂蚁大小祷辞、念过经吹过气的护身符。在另外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我们在旧身份证、缴税单和照片当中,找到了一个很好闻的雕刻木盒,但不知道那是什么盒子。在床头的一个小柜子里,泽丽哈在纳兰夫人丈夫的药盒和咳嗽药水瓶子当中,发现了一种烟草颜色的奇怪液体。那个粉色的瓶子上贴着一张画,画上是个张大嘴巴的阿拉伯女人,我俩都最喜欢这个瓶子里的香味,但是因为害怕,不会把它抹手上。一个月后,当我独自一人翻东西时(我喜欢看纳兰夫人死去的儿子照片和旧作业本),我发现那个瓶子不见了。
两周后的一天,纳兰夫人把我叫到一边说,应她丈夫的要求(其实我没明白是谁的丈夫),要辞掉泽丽哈,尽管她确信我没错,可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能继续干了。我没能完全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她开始哭起来,我也跟着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