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层的公寓楼 城市的外快是你应得的

“你可发了誓，绝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二。”萨米哈在门口送丈夫时说，“别因为怕他们而屈服。”

“我怕什么啊。”麦夫鲁特说。

“别听信苏莱曼的胡言乱语，别发火。地契拿了吗？”

“我拿了区长的纸。”麦夫鲁特下坡时说。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雨云。他们约好在杜特泰佩哈桑伯父的杂货店见面，最后一次讨价还价。乌拉尔他们的大建筑公司乌拉尔建筑公司，得益于旧城改造法，要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建造十六栋高层公寓楼。按照规划，麦夫鲁特和萨米哈生活了七年、他爸爸留下的单开间一夜屋的地皮上，也将建起一栋十二层的公寓楼。因此，和很多人一样，麦夫鲁特也必须和乌拉尔他们谈判。然而由于他拖拖拉拉、延长了讨价还价，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对麦夫鲁特很恼火。

麦夫鲁特还没有签合同。他和萨米哈在儿时的家里继续生活着，可某一天将在那里建起的十二层公寓楼的一些单元已经售出了。麦夫鲁特有时走进自家的院子，指着头顶的一片天空，对现在就付钱给乌拉尔的有钱人感到诧异，他们有一天将成为那里的某个地方的房主，他嘲笑他们。但萨米哈从没觉得这些调侃好笑。麦夫鲁特敬重第二任妻子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的市场大街上，乌拉尔建筑公司的售楼处里展示着尚未开工的公寓楼模型。一个脚踩高跟鞋的金发女职员，向来宾们展示各种户型、将用在厕所和厨房里的材料样本。突然她停顿了一下说，六层以上朝南的房间可以远眺海峡。从自家院子往上爬六层楼，便可以远眺海峡，即便想想都让麦夫鲁特觉得晕眩。麦夫鲁特在和阿克塔什他们最后谈判之前，想再去看一眼模型，于是他绕了一点路。

2006年，国家宣布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也和伊斯坦布尔的其他许多街区一起，被划入特别旧城改造区，鼓励建造高层公寓楼。消息一出，街区里的人们全都欣喜若狂。以前在这些山头上最多只允许建造三四层的楼房，现在则允许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建造十二层的高楼，这简直就像是在往大家的口袋里装钱。众所周知，经安卡拉批准出台的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极为亲近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家族，他们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拥有很多地皮。因此在上个月举行的地区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原本就居高的得票率，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周围更是直线飙升。对此，就连抱怨一切的闹事者一开始竟然也一声没吭。

接下来，首先抱怨的是房客。建造十二层楼的许可颁布后，地皮的价格和房租瞬间暴涨，像麦夫鲁特的老房客里泽人那样艰难度日的人，开始逐渐离弃山头。这些老房客也体会到了麦夫鲁特离开塔尔拉巴什时的心情：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未来，其他更加富裕的人们将生活在从这里拔地而起的浮华高楼里。

依据新法律，要想建造一栋十二层的高楼，必须把近六十个一夜屋房主的地皮集中成为一个“岛屿”。区政府在一年里确定并宣布了这些把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分成不同区域的“岛屿”。于是，得知有一天将生活在同一栋高层公寓楼的一夜屋邻居们，晚上开始聚集在彼此的家里，喝茶抽烟，选举和国家及承包商谈判的能干代表（有特别热心的人），并为一些小事争执。在萨米哈的坚持下，麦夫鲁特去了三次这样的聚会。他和所有男人一起，马上学会了外快这个词的含义，并使用起来。有一次他还举手发言说，他去世的父亲为了盖这个房子费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然而相比那些他没能持续关注的关于份额比例的争论，夜晚在空旷的街上叫卖钵扎，让他觉得更加快乐。

依据新法律，小块地皮的主人要想成为高层公寓楼的业主，必须首先将他们的份额卖给盖楼的承包商。土耳其的其他著名建筑公司也想承揽这些工程，但其中最强的还是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公司，因为他们不仅和安卡拉，还和街区都有极好的关系。于是，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老旧一夜屋房主，全都去造访了市场大街上乌拉尔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一来可以看看橱窗里的房子模型，搞清楚自己将拥有怎样的单元房，再者去和乌拉尔的小儿子讨价还价。

在伊斯坦布尔很多地方建起的其他高楼里，承包商和老旧一夜屋房主之间的房屋分配大体是各占一半。一些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谈判代表并且愿意共进退的房主，有时通过讨价还价，还能够将这个比例抬高到百分之五十五，甚至百分之六十。但多数时候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一夜屋的邻居，一旦要成为公寓楼的邻居，他们之间就会因为份额比例、房屋交付时间等等问题产生分歧和争执。麦夫鲁特还知道一些街区的代表接受了承包商的贿赂，这些事情都是苏莱曼笑着告诉他的。考尔库特和苏莱曼，既作为杜特泰佩的旧地皮主人，又作为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建筑公司的合伙人，身陷所有这些内幕新闻、争执和讨价还价之中。

多数已将老旧的一夜屋改造成三四层小楼的房主，如果拥有正式的地契，就能够和国家以及承包商讨个好价钱。但像麦夫鲁特那样，仅仅拥有四十年前区长开具的一张纸和单开间的人（这样的人在库尔泰佩更多），面对承包商威胁说，“别让国家找个法子没收了你的地皮”，他们就惧怕退缩了。

另外一个争论的话题就是临时性房租：根据专门法律，建造高层公寓楼的承包商，在施工期间，要向被拆迁的地皮主人，支付租房的租金。在一些地方，尽管合同上标明这个施工期限为两年，但事实上承包商没能按时完工，从而导致一些业主流落街头。这类小道消息在伊斯坦布尔迅速传播，因此多数即将搬进高楼的地皮主人觉得，拖到最后和承包商签订合同会更加安全。一些地皮主人则知道，拖到承包商跟所有人签完合同之后再去讨价还价会更有利可图，于是就不断拖延，导致工程延期。

考尔库特对于这些被他称为“钉子户”的业主极为恼怒。他说他们是可耻的讨价还价者，因为他们不仅坏了别人的好事，还妄想得到更多的份额和房子。麦夫鲁特还听说，一些钉子户在大家只能得到两套小房子的十六七层的楼房里，竟然拿到了六套甚至七套房子。这样成功的讨价还价者，主要出自一些打算卖掉昂贵的新单元房、搬去别的城市或街区的人。因为对于这些使高楼工程延期的人，不仅国家和承包商，迟迟不能乔迁新居的老邻居、老朋友也会很生气、会逼迫他们。麦夫鲁特听说，在奥克泰佩、宰廷布尔努、费基尔泰佩的一些高楼里，钉子户和老街坊邻居之间发生了挥拳动刀、登上报纸的打斗事件。也有人说，其实是承包商意欲分裂地皮主人而私下煽动了这些打斗。麦夫鲁特对所有这些钉子户的故事了如指掌，因为最近一次讨价还价时，考尔库特对他说：“麦夫鲁特，你跟那些钉子户也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