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外形和面貌 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

现在他们全都住在库尔泰佩的一栋十二层公寓楼里。楼里共有六十八个单元，麦夫鲁特和萨米哈住在二楼，只有他们的房子朝北看不到风景。哈桑伯父和萨菲耶姨妈住在一楼；考尔库特和维蒂哈在九楼；苏莱曼和梅拉哈特则在顶层。有时他们在一楼遇到，看到不停抽烟的看门人责骂踢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电梯里碰到，便互相开开玩笑，仿佛大家全都住在十二层的一栋公寓楼是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其实他们都不自在。

最不自在的是苏莱曼，尽管他很幸福。在对面的杜特泰佩，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精心建造了一座三十层塔楼，苏莱曼想在那幢楼的最高几层，拥有一套鸟瞰伊斯坦布尔的房子，而不是在这十二层的D幢里。九十来岁的哈吉·哈米特，也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他说“让你的哥哥和爸爸也来住我的塔楼！”，可两年前他突然去世（公共工程和安置部部长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乌拉尔建筑公司的高管改变了态度，把考尔库特和苏莱曼排挤出了那栋塔楼。苏莱曼因此很伤心，2010年他和考尔库特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年，终于找出两个原因：第一，在一次年终会议上，考尔库特抱怨为获得施工许可而过多行贿，他说，“难道他们真的要拿这么多贿赂？”哈吉·哈米特的儿子们个人对此很介意，他们觉得此话在暗示，“其实你们并没有去贿赂部长，而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事实上，考尔库特并无此暗示。第二个原因—这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因为在巴库的失败图谋，考尔库特被赋予了“军事政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受到民族主义保守派执政党的广泛欢迎，却惹恼了新的执政党。

但随后他们获悉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的爸爸对乌拉尔建筑公司宣称：“如果我们不住在同一栋楼，我就不签字。”考尔库特和苏莱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的父母离开住了四十年的四层老楼，搬进一套公寓楼的单元房。在此问题上，地震导致楼上两层歪斜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2年古尔邦节的早上，麦夫鲁特在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群里，既没看见苏莱曼和考尔库特，也没看见他们的儿子。而过去他们居住在不同山头、不同街区时，节日礼拜之前他们都一定会首先找到彼此，一起做礼拜，随后在人群中推搡着在地毯上一起往前走，去亲吻哈吉·哈米特的手。

现在每人都有一部手机，但没人给他打电话。做礼拜的男人从清真寺的天井挤到了广场和街道上，就像最近几年那样，在如此拥挤的人群里做礼拜，麦夫鲁特却感到异常孤独。他和初、高中年代认识的几个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熟人、在D幢做邻居的几个有车的店主，用眼神互致了问候，但人们表现出的匆忙、粗俗和浮躁，在他的内心里唤醒了一种自己在一个别的街区做礼拜的感觉。伊玛目历数“为了我们的美好家园和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时，提到了阿塔图尔克和另外四五个人，随后便是过世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这里的年轻人当中，有几个人知道多年前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出席了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还送了一块手表给他。

麦夫鲁特从清真寺回来时，萨米哈不在家。麦夫鲁特知道她去了9单元的维蒂哈家。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来库尔泰佩过节，他已经在9单元住了一个星期。那套房子有很多朝北的房间，考尔库特和老丈人避开对方相安无事，维蒂哈和萨米哈的多数时间则是陪着爸爸看电视。苏莱曼必定是一大早开车带一家人去了于斯屈达尔的老丈人家。麦夫鲁特没在停车场里看见苏莱曼的福特蒙迪欧轿车，于是得出了这个结论。

麦夫鲁特在二楼的单元，面向十二层公寓楼的停车场。麦夫鲁特从这里可以获取楼里很多人的信息，比如退休的夫妻、大嗓门的年轻中产阶级、不知道从事何种职业的夫妻、老一辈酸奶小贩的大学毕业生孙子、一直在停车场里踢球的每个年龄段的孩子。苏莱曼的两个儿子是踢球孩子中最吵闹的，他们一个十六岁（哈桑）、一个十四岁（卡泽姆）。球一旦被踢出停车场滚下坡，这些偷懒的少年球员从不去追球，而是异口同声地大声叫道“球，球，球”，让正要上坡的人把球带上来，而这让一辈子靠走街谋生的麦夫鲁特很生气。

麦夫鲁特在这个单元房里已经生活了八个月，但一次也没开窗责骂踢球的孩子叫他们安静。他通常十点半出门去梅吉迪耶柯伊的同乡会，10月中旬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则每晚去希什利、尼相塔什和居米什苏尤叫卖钵扎，那些街区尚存有四五层的老旧富裕人家的公寓楼。麦夫鲁特彻底远离了塔尔拉巴什，那个他曾经居住的、多数早已人去楼空的百年希腊人老屋所在的街区，那里被划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将建起精巧的小酒店、庞大的购物中心和旅游景观建筑。

麦夫鲁特为自己准备茶水时，先看了一会儿在停车场里宰牲的人（他也没看见苏莱曼买的公羊），随后翻看了先生阁下写的《交谈》。六个月前他从一家杂货店的橱窗里挂着的《告诫报》上，看到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于是他从报上仔细地剪下二十张赠券，换来了这本封底印有先生阁下年轻时一张可爱照片的《交谈》。麦夫鲁特认为，标题为“内心和口头的意愿”的章节被收入书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他时常翻到那个章节认真阅读。

从前，节日礼拜后，他会和爸爸、伯父还有堂兄弟们一起说笑着去杜特泰佩吃早饭，他们边喝茶边吃萨菲耶姨妈为一大家人做的馅饼。现在大家分开住着，也就没了一个习惯性的聚会地点。萨菲耶姨妈为了让这个老传统持续下去，招呼全家人去吃午饭，可苏莱曼一家去了梅拉哈特的娘家，孩子们拿完节日赏钱，厌烦爷爷奶奶也都走了。

这个节日的上午，因为考尔库特也没马上过去，萨菲耶姨妈便滔滔不绝地指责见钱眼开的承包商和政客，她将这些欺骗了她儿子的承包商和政客看作万恶之源。“我说了无数遍，我的儿子，等我们死了你们再拆我们的房子，那时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盖高塔楼，可没人听我的。他们说，妈妈，反正再地震这个房子就会塌，住进公寓楼你们可以更舒坦。他们把我说烦了，我才不会被他们骗呢，可没人愿意扫儿子的兴。他们发誓说，我们家的前面会有院子、树木。他们还说，妈妈，你伸手到窗外就可以摘到李子和桑葚。可现在哪里有李子和桑葚，哪里有小鸡和母鸡，哪里又有泥土和院子。我的孩子，没了青草和虫子，我们没法活。你的哈桑伯父就这么病倒了。造了那么多楼，猫和狗也都不来了。大过节的，除了讨赏钱的孩子，没人来敲门，也没人来吃饭。对面山头我住了四十年的家被拆了，盖起了那座大塔楼，我就只好坐在这里哭着张望，我亲爱的麦夫鲁特。这只鸡是我为你烤的，再拿一块土豆，你爱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