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

我越来越相信，世界希望告诉我什么，正在向我发送信息、警告与信号。我来到泊特克沃之后就发现了这个情况。每天早晨我都要走出库吉瓦旅店到港口去散步。经过气象台时，便想到日益临近的世界末日，其实这一过程早已开始了。如果什么地方可以测定世界末日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泊特克沃气象台。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棚子，四根木柱上罩着一块铁皮当房顶，房顶下砌有一个托座，上面摆着各种记录气压、湿度和气温的仪器；它们那带刻度的钟筒慢慢转动，发出钟表般的嘀嗒嘀嗒声，记录杆上的笔尖在钟筒上往返滑动。风速器与风向标像天线一样高高耸立，而雨量计的漏斗却像个小矮子挤在气象台其他仪器之间。这个气象台孤零零地建立在本市公园内一座山坡的顶端，头上就是珍珠蓝色的晴朗的天空，仿佛被有意安置在那里以吸引气旋与热带海洋中的龙卷风，并心甘情愿地忍受暴风雨的摧残。

有时候我不论看见什么，都觉得它充满含义。我觉得很难把这些含义传给别人，很难形容它们或把它转换成语言。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外界事物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是对我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提示或警告。对我来说，这个含义并不是外界事物，而是发生在我内心深处的现象；对世界来说，它表明这些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普遍现象。讲述这些东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一些迹象，你们一定能理解我的这个困难。

星期一。今天我看见一只手从监狱的窗户里伸出来，伸向大海。我习惯地沿着港口的防波堤散步，一直走到古堡的后面。这个古堡外面有一圈斜墙，斜墙窗户外面加了两层或三层铁栏杆，仿佛被完全堵死了。虽然我知道里面关着犯人，却一直把这个古堡看做是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是矿物世界的一部分。因此那只手的出现使我大惊失色，仿佛岩石上长出了一只手。那只手的姿势极不自然；我想大概由于牢房里的窗户很高而且镶在厚厚的墙壁之中，囚犯如果没有杂技演员，不，如果没有柔术演员那种功夫，不可能使手臂穿过几层铁栏杆伸到外面来这样晃动。这不是囚犯传给我的信号，也不是传给别人的信号；起码我不认为那是囚犯传给我的信号，当时我甚至没有想到囚犯。那只手苍白而瘦弱，与我的手没什么区别，一点也不像囚犯那种粗糙的手。我认为那是岩石传给我的信号：岩石想告诉我，我与它的实质是相同的，因此构成我这个人的物质不会由于世界末日的来临而完全消失，总有些东西会保存下来；因此，在那个没有生命、没有我、也不知道我曾经存在过的世界里，某种信息传递活动仍然是可能的。我是说这就是我看见那只手时获得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印象。

今天我一直走到古堡瞭望台那里，那下面有一小块海滩。此时海滩上尚无游人，前面是灰蒙蒙的大海。那些柳条椅子（这种椅子椅背很高而且向内凹陷，以防海风）排成半圆形，似乎要表示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切事物都表明人类已经消失，人类已不复存在。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仿佛我正在跌入有人的世界与无人的世界这两种世界之间的深渊之中，而且不论我跌到哪个世界里，世界末日都已经来临了。

半个小时之后，我又来到这瞭望台上，发现海滩上一把背朝着我的柳条椅子上有条浅紫色的丝带在飘荡。我沿着一条陡峭的羊肠小道下到一处平坦的地方，变换个角度向下观看：不出所料，是茨维达小姐坐在那柳条椅上，完全被椅背遮盖住了。她头上戴顶白色草帽，膝盖上摊着速写本，正在对着一只贝壳写生。我见到她并不感到高兴；今天早晨碰到的一些不吉利的征兆也劝我不要同她讲话。二十天来我出来散步时总看见她独自一人待在海滩上，很希望能和她谈谈；每天走出旅馆时我都抱着这种打算，但每天都遇到一些事情使我欲言又止。

茨维达小姐住在海葵旅馆；我是在服务台打听到她的名字的，也许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这个季节来泊特克沃度假的人很少，其中的年轻人少得可以说屈指可数。她常常碰到我，也许她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会开口向她问候呢。阻碍我们进行交谈的原因很多。首先，茨维达小姐收集贝壳、画贝壳；我呢，多年以前，那还是我少年时代，曾经收集了许多贝壳，后来却放弃了这种爱好，什么分类呀，术语呀，各个品种的地理分布呀，全都忘记了。与茨维达小姐谈话势必引导我去同她谈论贝壳，我不知道现在对贝壳应该持什么态度：是装做一窍不通呢，还是回忆那些现在已模糊不清的往事。贝壳这个话题会迫使我考虑我与过去未能进行到底、现在处于半遗忘状态的那些事物还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局促不安，不愿与她谈话。

另外，这个姑娘专心致志地画贝壳，表明她追求外部世界能够提供的因此也是能够达到的完美的外形；而我呢，我则相反，我早就确信完美只能是部分的与偶然的，因此无需苦苦追求，事物的真正实质当事物解体时自己会显露出来。如果我要接近茨维达小姐，就应该对她的绘画表示赞赏（就质量而论，她的画很细腻，我已经看到过了）。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要假装赞同那些我一直反对的美学上与道义上的原则；要不然就冒着使她伤心的危险，一开始就声明我自己的观点。

第三个障碍是我的健康状况。我遵医嘱来到海边，健康状况虽有好转，但仍不能出门会见生人。我还在时断时续地犯病，尤其是这种讨厌的湿疹又加剧了，迫使我放弃一切社交愿望。

我有时在气象台遇到气象学专家考德雷尔先生时，与他交谈几句。考德雷尔先生每天中午来收集气象数据。他身材修长、清瘦，皮肤很黑，有点像印第安人。来时骑着自行车，目视前方，仿佛要骑稳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他把车靠到棚子边上，从横梁上取下手提包，掏出一本又窄又长的登记簿，然后登上托座的台阶记录下仪器上的数字：有些用各种铅笔登，有些用他那只粗钢笔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松懈。他身穿一件长外套和一条法国轻骑兵式马裤，都呈灰色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小方格，连他戴的帽子也是这种颜色。他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才发现我在注视他，并和蔼可亲地与我打招呼。

我发现考德雷尔先生的出现对我十分重要，这说明有人对工作还一丝不苟，负责到底。虽然我知道这种工作态度是徒劳无益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一种安慰，因为它是对我这种糊里糊涂生活的一种补偿。虽然我已经明白目前我不能不这样生活，但仍然觉得这是一种过错。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我才站在这里看这位气象学家工作，甚至和他交谈，虽然这种谈话本身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自然用我能够听懂的词汇跟我谈天气，非常详细地告诉我气压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当然也谈些我们这个时代气候不稳定的现象，援引一些本地气候中的例证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他谈话的时候，性格不像头一眼见到时那样内向，有时还爱激动，爱讲话；尤其是他批评大多数人的思想与言行时，言词相当激烈，因为他是个不愿随大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