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蒂

早上，我睡醒的时候克里斯已经走了。廉价木的床柜上放着一杯咖啡，温热，很可能加了太多的榛子奶，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杯咖啡。我坐起来，端过杯子，拿起遥控器，漫无目的地调换着无聊的电视节目。正巧碰到天气预报：雨。

我懒洋洋地往厨房走。在门厅，我没停下来欣赏佐伊从幼儿园开始到七年级的毕业照，因为我看见她站在厨房里冲牛奶麦片。

“早。”我说，她跳起来。“睡得好吗？”我问，然后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有一点儿僵硬，最近她对这种温情的动作总是很不自然。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有必要表达我的感情；她和克里斯的击掌，或者神秘的握手根本不够，所以我吻她，看着她离开，我知道我的爱会跟随她一整天。

佐伊已经穿好校服：格子图案的百褶裙、海蓝色的开衫，还有她不喜欢的绒面玛丽鞋。

“好。”她说着端起碗到餐桌边吃起来。

“想来点果汁吗？”

“我不渴。”但是我看见她瞟了一眼咖啡机。她刚才掀开了盖子，现在我把它死死地扣上。没有哪个十二岁的孩子需要用兴奋剂叫醒清晨。不过，我让自己的马克杯满到不能再满的程度，又加了奶，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面前放着一碗冒尖的葡萄干小麦片。我尝试着和她聊聊今天的计划，听到的答复不是“是”“不是”，就是“我知道了”。然后她匆匆忙忙地跑去刷牙，留下我一个人在寂静的厨房里，听着雨滴打在飘窗上单调的节奏。

当我们穿过大堂，正准备走进湿漉漉的雨里时，碰巧遇到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在鼓捣一块新潮手表上的按钮，不时地响起各种各样的哔哔声。他心满意足地笑着。

“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小姐们。” 格雷汉姆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问候我们，带着我见过的最开怀的笑。他金黄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儿长，耷拉在油光锃亮的额头上，要不是抹了太多的啫喱，估计它们会直挺挺地竖起来。他浑身湿透了，也许是雨水，也许是汗水，我真的不知道。

他刚刚从湖边晨跑回来，从头到脚一身耐克，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能记录距离和步数的手表。他的衣服搭配相当完美，夹克上黄绿色的色带呼应着鞋上的同色彩条。

他是那种可以被称作都市型男的人，但是克里斯觉得远不止这些。

“早上好，格雷汉姆，”我说，“跑得怎么样？”

他斜靠在小麦色墙壁的白色护墙板上，狂饮一大口水之后说：“好得难以置信。”他的脸上荡漾着兴奋，这让佐伊感到难为情，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用鞋尖踢另一只鞋上看不见的泥点。

格雷汉姆是个孤儿，大概三十来岁。之所以住在这栋公寓里，是因为很多很多年前，他母亲在临死前把隔壁的单元赠送给了他。他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妈妈的遗产，一下子就腰缠万贯了。但是，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钱挥霍在了名表、名酒和奢华的家居用品上。

格雷汉姆本来计划在母亲去世后把房子卖掉，结果自己却搬了进来。搬家公司搬走他母亲所有的遗物和混搭的物品，摆上他那些追赶潮流的家具。那些东西如此奢华时尚，好像全部出自“触手可及设计公司” 3：笔直的线条、利落的拐角和中性的色彩。他是一个简约主义者，要不是零七碎八地扔在地板上的床单和复印纸，这间公寓还算简洁。

“同性恋，”我们第一次参观完他的房间之后克里斯这样说，“他是同性恋。”让克里斯大开眼界的不仅仅是房间的摆设，还有衣橱里琳琅满目的衣服，比我的还多。他故意敞开着柜门让我们看到。“记住我的话。走着瞧。”

但是，总有女人频繁来访。那些绝色美人连我都看得目瞪口呆：漂过的金发、夸张的蓝眼睛和芭比娃娃一样的身材。

格雷汉姆是在佐伊蹒跚学步的时候搬过来的。佐伊像果蝇追随熟透的香蕉一样围着他转。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时常待在家里，要么两眼发直地盯着电脑，要么喝下过量的咖啡，然后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止一次地在佐伊生病而我和克里斯又无暇顾及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他热情地招呼佐伊坐在植绒沙发上，两个人一起看卡通片。当你需要一杯奶油、一块防静电布，或者找人帮忙挡一下门的时候，他总是乐于跑腿。他是写说明文的高手，经常在我和克里斯爱莫能助的时候辅导佐伊的英文作业。他是烹制火鸡的专家，我也学过，但是我在招待亲戚的感恩节晚餐上只能完成不到四分之三的步骤。

总之，格雷汉姆是个不错的朋友。

“你们两个应该加入我。”他说的是跑步的事。看见他腰上挂着一排水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去为妙。

“我如果去了，你会难受的。”我说。我看着他揉搓佐伊的头发，佐伊脸红了，不过这次玫瑰色的红晕和格雷汉姆的性别无关。

“你呢？”他问佐伊，佐伊耸耸肩。十二岁有十二岁的好处，耸耸肩或者一个羞涩的微笑都可以帮她解脱。“考虑一下。”他说着又飞递出一个谄媚的笑容，他的牙齿洁白无瑕，像学校里行为端正的孩子一样整齐地排成行。佐伊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他新刮过的脸和低垂的双眼。不是不喜欢他，恰恰是因为喜欢。

我们和他道别，钻进雨里。

我陪佐伊走到学校，然后去上班。佐伊在我们附近的学校上学，学校紧挨着一座气派的拜占庭教堂，灰色的砖墙、厚重的木门、神圣的圆顶直达天际。教堂的装饰极尽华丽，接连不断的金色壁画、彩绘的玻璃窗，还有大理石圣坛。学校隐身在教堂后面，中规中矩的砖房和一个操场，大批穿着同样的格子校服的孩子套着五颜六色的雨衣。书包压在他们幼小的身体上显得过于沉重。佐伊不情愿地说了声再见，从我身边逃走。我站在路边看着她和其他七年级的同学会合，注视着他们匆匆忙忙地穿过积水的马路，走向干爽的教室。我躲闪着小家伙们，他们贴在父母的大腿上，哀求着说他们不想去。

我一直看着她进去了才走，我要去富勒顿车站。走着走着，雨突然间变得急促，竟然变成冰雹砸下来。我情不自禁地跑起来，慌不择路地踩进一个一个水坑里，脏水飞溅到我的腿上。

女孩和婴儿闯入我的脑海，我想，她们是不是也在外面的某个地方经受着骤雨的袭击？

我刷卡进站，然后急匆匆地迈上湿滑的楼梯。我想知道是否能看见她们。我很欣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婴儿和她的母亲不在站台上。但是，我的脑子又开始胡思乱想：她们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她们安全吗？她们被淋湿了吗？她们冷吗？这就是所谓的自寻烦恼吧。我焦急地等待列车进站。车一来我就蹿上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面，期盼着也许她们在某一秒钟出现：军绿色的外套、系带靴子、破旧的皮箱，还有湿乎乎的粉毛毯、露在外面的婴儿乳白的小脑袋、柔软纤细的绒毛和咧开嘴没有牙齿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