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部 第二章

一

  报警器凄厉号叫，发出全面灯火管制的信号。呜呜咽咽的声音穿透了有如落不尽的眼泪般的连绵不绝的雨水。仆人们跌跌撞撞地跑进厨房，好像躲避丛林中的魔鬼似的急忙把门插上。一百四十四英寸雨量的降水一分钟也不停息地倾泻到这个港口城市的屋顶上。不可能想象任何人会选中一年中这样一个时刻发动一次进攻，更不要说维希区的那些丧魂落魄、受尽热病折磨的败将了。但是，当然了，人们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平原之战[56]……一次乘人不备的大胆行动可以改变人们对可能与不可能的全部概念。 斯考比擎着一把带条纹的大伞走到外面黑魆魆的雨地里，雨衣穿起来太热了。他在住房四周转了一圈儿。灯光遮蔽得很好，厨房的护窗板关得很严，克里奥尔人的房子隔着雨帘连看也看不见了。在公路那一边的停车场上，一只手电筒晃动了一下，但是在斯考比吆喝了一声以后，那亮着的灯马上就关掉了。也许只是偶尔的巧合，因为在雨点敲击着房顶的一片嘈杂声中，那边的人根本不会听到斯考比的喊声。山上开普区警察所的警官食堂里仍然灯火通明，隔着雨帘投照到海面上，但那不属于斯考比的管辖范围。军用卡车的车灯在山坡公路上像珠串似的缓缓移动，但这也是别人的事，用不着斯考比操心。 公路上边，汽车停车场后面的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屋[57]中突然有一间房子亮起了灯光。这里是小职员的宿舍，亮灯的一间前一天还空着，可能现在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斯考比本想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可是这间住房离他住的地方只不过几百码远，他决定还是步行过去。除了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路面、屋顶和雨伞上以外，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逐渐停息下来的警报器的悲鸣在耳鼓里继续颤抖了一会儿。事后斯考比回忆起这一天的事，他觉得当时他是到达了幸福的顶点：黑暗中，只身一人，周围只有嘈杂的雨声，没有爱，也没有怜悯。 他敲了敲这间尼森式住房的门，因为雨水像在隧道里奔流似的敲打着黑铁皮的屋顶，他敲门的声音很重。他敲了两次，门才打开。室内的灯光一时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说：“请原谅我来打搅你。你有一盏灯没有挡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噢，对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斯考比的眼睛看清楚了，但是对他看到的这张非常熟悉的面庞，他却一时叫不出名字来。这里的人他谁都认识。面前的这个人是从外边来的……一条河……清晨……一个垂死的孩子。“啊，”他说，“你是罗尔特太太，不是吗？我以为你还在医院里呢。” “我就是。你是谁？咱们见过面吗？” “我是警察局的斯考比少校。我在彭德见到过你。” “真是对不起，”她说，“那里发生的事我什么也记不起了。” “我把你的灯光遮起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请吧。”他走进屋子，把窗帘拉严，又把一盏桌灯的位置移动了一下。这间住房中间有一张帘子把屋子分成两半：一边是一张床、一件权作梳妆台用的家具；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所有这些家具都是发给年薪不足五百镑的那些下级小官员使用的。他说：“他们也没有把这间房子给你布置布置。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会来帮点儿忙的。”他仔细把她打量了一下，一张年轻的、憔悴的脸，头发都脱光了……她穿的一套睡衣太大了一些，身体裹在里面一点儿轮廓也显不出来，浑身上下都是难看的大褶子。斯考比注意看了一下她手上是否还松松地套着结婚戒指，可是那戒指已经不见了。 “谁都对我那么好，”她说，“卡特太太还送给我一个漂亮的坐垫。” 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视了一下，看不到一件属于她个人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书，也没有一件小摆设，但是他马上就记起来，她从海上什么也没带来，只有她自己和一本集邮簿。 “有危险吗？”她有些焦急地问。 “危险？” “警报啊。” “噢，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只不过是空袭警报。大概每个月都有一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又打量了她一会儿，“他们不应该这么早就让你出院，还不到六个星期……” “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想一个人待着。在医院里总是有人来看我。” “啊，我马上就走。记着，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住在马路下边停车场旁边那片沼泽地上的两层白楼里面。” “你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啊？”她问。 “我看我等不了，”他说，“你知道，这雨要一直下到9月才停呢。”他的话使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是她笑得那么不自然，她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笑了。 “雨声太可怕了。” “过几个星期你就会习惯的，就如同住在铁路旁边一样。但是你用不着住那么久，他们很快就会把你送走。每两个星期就有一艘轮船经过这里。” “你喝一点儿酒好吗？卡特太太送我坐垫的时候，还给了我一瓶杜松子酒。” “那我就帮你把它喝了吧。”在她拿出酒瓶以后，他发现瓶里的酒将近一半已经喝掉了，“你有酸橙吗？” “没有。” “我想，他们给了你一个佣人吧？”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该让他干什么，而且他好像总不在这里。” “你喝酒的时候什么也不掺吗？” “噢，不是，我一口也没喝。我的佣人把瓶子打翻了——他是这么说的。” “明天早上我同他谈谈。”斯考比说，“有冰箱吗？” “有，可是佣人弄不到冰块。”她在一把椅子上无力地坐下来，“别认为我是个傻子，我只不过还摸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 “你的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伯里圣埃德蒙兹，萨福克郡。八个星期以前我还在那里呢。” “八个星期以前你不在那里。你在救生艇上。” “对了，我忘了救生艇的事了。” “他们不该就这样把你孤零零地推出医院来。” “我已经好了。他们需要我的病床。卡特太太说她可以给我安排个地方，但是我想一个人住。医生对他们说随我怎么做都可以。” 斯考比说：“你不愿意和卡特太太同住，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也不想让我待在这里，你只要说一声就成了。” “我倒愿意让你待在这儿，等警报解除再走。我有一点儿紧张，你知道。”妇女们忍受磨难的能力永远使斯考比感到惊异。拿这个女人说吧，她能在一艘没有遮掩的小船上熬过了四十天，可是现在却谈什么神经紧张！斯考比想起轮机长的汇报：三副和两个水手都死在小船上，司炉因为喝海水发了疯，跳海自尽了。在这种生死的关头上，总是男人首先支持不住。可是现在事情早己过去了，她却像瘫在靠垫上似的气力毫无地躺在自己的软弱上。 斯考比说：“你考虑好了吗？你预备回伯里吗？” “我不知道。也许我要在这儿找个工作。” “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吗？” “没有。”她避开他的眼光说，“你知道，我离开学校才一年。” “在学校里他们没教你什么吗？”他觉得，她现在最需要的是聊天，没有什么意义的聊天。她自己以为需要孤独，但实际上只是害怕别人同情这一沉重的担子。像她这样的一个孩子怎么能表演亲眼看着丈夫死在面前的悲剧角色呢？其困难程度，也许不小于叫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吧！她无法适应当前的处境，卡特太太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当然，如果是卡特太太，就能应付自如，因为她已经埋葬了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了。 她说：“我打无挡板篮球[58]打得最好。”斯考比的思路被她打断了。 “啊，”他说，“你的体形不太像一个体育教练。也许你身体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一下子她的话匣子打开了。斯考比一点儿也没料到，他好像无意中说了一句什么暗号，于是便把一扇门打开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句暗号，也许是“体育教练”这个词儿，因为她滔滔不绝地谈起无挡板篮球来（卡特太太，他想，喜欢谈论的也许是小艇上的四十天生活以及和她同居了仅仅三周的丈夫）。她说：“我在校队里打了两年。”她兴奋地把身体向前倚过来，一只手托着下巴，瘦骨伶仃的胳膊肘支在满是骨头的膝盖上。她苍白的皮肤——还没有被阿的平和阳光染黄——使他想到被海水淘洗后冲刷到岸上的一块白骨。“在那以前，我在学校二队里待过一年。如果在学校里再多待一年，我就会当上队长了。1940年我们打败过罗丁女子学校队，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校队打成平局。”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是对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感到的兴趣，而年轻人却常常误把它当作爱情的流露。他端着一杯杜松子酒，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听着她隅隅低语，他感到自己的年龄完全可以叫他不必担心什么。她告诉他她的学校在紧挨着海港后面的一片丘陵上；她们有一个法国女教师叫杜邦小姐，脾气坏透了；女校长看希腊文书就跟看英文一样——维吉尔[59]…… “我一直认为维吉尔是拉丁诗人。” “噢，不错。我是说荷马。我希腊文、拉丁文都学得不好。” “你除了打球以外还有什么功课比较好？” “除了球以外我想我学得最好的是数学，但是三角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夏天她们经常到港口去洗海水浴，每到星期六她们就在野地里举行野餐——有时候还骑着小马玩猎人追兔子的游戏。有一次比赛自行车闯了祸，闹得方圆几十里都传遍了；有两个女孩子直到深夜一点钟才回来。斯考比一边转动着手里的酒杯，看着酒在杯子里团团旋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汽笛又在雨中长鸣起来，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可是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理会。斯考比说：“那么放假的时候，你就回伯里去了？” 她的母亲显然在十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父亲是个牧师，同教区总教堂有一定的关系。她家在安琪希尔街上有一所小房子。或许她在伯里家中没有像在学校里那么快乐，因为没有谈几句家里的事，她便又把话题转回到学校上，谈起一位和她同名（也叫海伦）的体育教师来；她在整整一学年里，对这位女教师简直崇拜得入了迷[60]。她笑了起来，似乎对当时的那种感情有些不以为然。这是在整个这场谈话里，她让斯考比感到她已长大成人、已经或者毋宁说曾经结过婚的唯一的地方。 她突然把话头停下来，说：“我告诉你这些事多么没意思啊。” “我喜欢听。” “你还一次也没有问过我——你知道……” 斯考比知道，因为他读过轮机长的报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救生艇里每个人的饮水定量是多少——一天两次，一次一茶杯，二十一天以后减少到一次半茶杯。这个定量所以能维持到遇救以前二十四小时，主要是因为不断死人，使水余了下来。在港口的校舍背后，在那根像图腾柱似的无挡板篮球杆子背后，斯考比看到的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汹涌巨浪，小艇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落下去……“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难过极了，那时是7月底。我乘坐出租汽车去火车站，哭了一路。”斯考比算了算日子——从7月到次年4月，只有九个月，正好是妊娠期，可落生的是丈夫遇难，大西洋把他们当作沉船残骸一般推向非洲漫长的浅滩，以及投海自杀的水手。斯考比说：“你说的事更有意思。别的事我猜也猜得出来。” “我说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想我今天夜里不会失眠了。” “你一向睡得不好吗？” “在医院里前后左右都是出气声，总是有人翻身、喘气、说梦话。熄灯以后，简直像——你知道的。” “你在这儿可以睡个安稳觉，什么也不用害怕。有一个守夜的人整夜都值更。我明天再叮嘱他一下。” “你对我太好了，”她说，“卡特太太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她抬起她的憔悴的、真诚的、孩子似的脸说，“我那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他严肃地说。他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非常放心。他们俩是朋友，他们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他们被许许多多的事物分隔开：一个死去的丈夫，一个活着的妻子，一个做牧师的父亲，一个名叫海伦的体育女教师，以及那么多年的不同的经验阅历。他们彼此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有什么顾虑。 斯考比说：“晚安。明天我要给你带几张邮票来，给你的集邮簿添一点儿新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集邮簿？”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警察。” “晚安。” 他离开了这里，心里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夜晚当作幸福记在心里，正像他没有把在黑暗中只身走在雨地里当作幸福留在记忆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