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可告人的浪漫主义（第3/4页）

他出演的第二部电影《俄罗斯之恋》则没能博得这么多掌声。片中，邦德一出场就在和一个很煞风景的泳衣姑娘热烈地接吻。故事交代得十分模糊，很多地方不知所云。弗莱明式的高潮所具有的极富技巧的戏剧悬念也被传统的方式所取代，比如毫无心意的追逐战，除了纯粹的格斗之外别无其他。

我还是会去看此系列的第三部，《金手指》，但是我内心已经有了些不祥的预感。不祥的预感是来自于将三部小说搬上银幕的理查德·麦鲍姆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1964年12月13日）。

“弗莱明对于他的选材（阴谋、技巧、暴力、爱情、死亡）采用了极端戏谑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那些只喜欢黑色幽默的观众中引发了不错的反应。”麦鲍姆先生说，“而且整部电影也恰恰就是围绕着弗莱明的思路发展的。”也许他对浪漫主义惊悚故事的了解——以及对弗莱明的了解——就仅限于此了吧。

至于他自己的作品，麦鲍姆先生如是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见过还有些底线的剧作家了呢？如果我有底线的话，我一开始就根本不会把邦德的系列搬上银幕。除此之外，故事倒是挺有趣，至少我说服自己这样认为。”

读者关于这样的言论背后的伦理内涵一定有自己的判断。注意那个写关于“两位出色的绑匪”的电影的作者也没觉得自己触及了什么底线。

“詹姆斯·邦德的刻画……”麦鲍姆先生继续写道，“其实相对小说也有了很大改动。电影中的人物维系了弗莱明笔下的超级侦探、超级打手、超级享乐主义者和超级情人的形象，但是却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特质：幽默。幽默贯穿在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和各种关键的情节中。在小说中，邦德十分缺乏这一点。”只要你看过小说，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有：“有一天有个聪明的年轻出品人跟我说‘我要模仿詹姆斯·邦德系列写一部电影’。我心里便问道，你如何模仿一个已经几乎是推翻重来的作品呢？因为这部电影也仅仅是取材自弗莱明的小说而已，并不是荧屏的复刻。我不知道伊安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一个才华横溢、如日中天的作家用自己的名气提携起一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也让他们赚到了一大笔钱之后，获得的评价。

读者应该注意，一旦遇到惊悚故事和幽默的问题，当今的知识分子总是用“幽默”作为双关词，把两个不同的含义“打包销售”，用本意掩护着必须被隐藏起来的内涵，植入人们的思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幽默”和“嘲弄”的区别，尤其是和自嘲的区别——这样就可以说服人们放弃价值观，放弃自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缺乏“幽默感”。

幽默不是无条件的美德，它的适当与否取决于它作用的对象。读者应该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但是不应该肆意嘲笑他——这就好比一篇讽刺文章从来都是讽刺别的东西的，而从不讽刺它自身。

在弗莱明的小说中，詹姆斯·邦德一直保持着幽默的形象，这使得他充满了人格魅力。但是很明显麦鲍姆先生口中的“幽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指的是将幽默凌驾于邦德之上——换言之就是用幽默来贬低邦德的形象，让他显得十分荒唐：这样就可以毁灭他了。

这就是一切“戏谑”惊悚故事不得不面临的矛盾——这样的道德沦丧永远伴随在这类作品周围。如果一则惊悚故事想在观众中获得好评，其创作者就必须具有惊悚故事所通常传达的价值观，但是随后他们又推翻了这些价值观，这样就等于失去了他们所原本立足的土地。他们用他们所蔑视的东西谋取利益，利用观众对浪漫主义的渴求而赚钱，却时刻想摧毁浪漫主义。这种方式并不是讽刺：讽刺作品不会基于它所反讽的价值观；讽刺作品会用相反的价值观来驳斥其想推翻的价值观。

当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精神认识论的方面深陷泥沼，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浪漫主义的本质和感染力。正因为他们总是用这种受限于存在的、偷换概念的方式分析问题，他们才会忽略连最下层的工人都能够理解，而美国总统先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享受的抽象含义。正因为他们用所谓现代的方式分析问题，他们才会抗议说惊悚故事里讲的事情都是不可置信的，不可能发生的，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英雄，“生活并非如此”——上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完完全全无关的。

从没有人要求读者用最字面的方式理解惊悚故事，也从没有人要求读者去关注每一个细节，更没有人要求读者成为间谍或者私家侦探。惊悚故事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象征；它们将人最包罗万象也最重要的抽象概念戏剧化：这个抽象概念叫作道德冲突。

人在惊悚故事中追寻的是人的潜能：人具有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并最终达到目的的能力。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压缩、程式化、以要素串联起来的模式：一个人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而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对着无穷的困难和危机，在折磨和斗争中坚持不放弃——最终获得胜利。惊悚故事从不把人生简化，使之变得“不现实”，惊悚故事不断地重复着努力奋斗的重要性；由于正派“大于现实”，反派和危险也大于现实。

任何一个抽象概念都必须“大于现实”——才可能涵盖现实中的人所关心的各类存在，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目标和愿景的人关心的事物也不同。变量有很多，但是这其中的心理机制是不变的。普通人面对的困难对于他们自身而言，与邦德的上刀山下火海没有本质的区别；而邦德的存在就告诉他们：“你们一定可以。”

人在真善美的最终胜利中获得的是在自己的道德冲突中奋力为自己的价值观抗争的勇气。

如果有些人偏偏确信人本性的无能，偏偏追求不作为带来的虚假安全感，然后质问说：“生活不是那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故事中的完美结局。”回答就是：惊悚故事的存在观恰恰要比这些质问惊悚故事是否现实的人给出的存在观更加现实，它昭示着想要达到完美结局的必经之路。

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之所以自然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者是“逃避现实”，恰恰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肤浅；肤浅地来看，浪漫主义好像确实是用辉煌的愿景抵消“现实生活”的重负。但是更深入地来看，用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心理学的眼光来看，自然主义其实才是一种逃避——逃避选择、逃避价值观、逃避道德责任，而浪漫主义才能够教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