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卡尼蒂斯女士的种子（第2/3页）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渐渐养成了手牵手一起上学的习惯。有时，两个孩子会一起走进教室，坐在同一张桌旁。

“起来！”卡卡尼蒂斯女士一进门就会呵斥道，“起来！起来！快起来！你知道哪儿是自己的位子，吉阿尼斯。所以，快坐回去！”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非要把这两个孩子拆开。除了回答老师提问或者应老师要求朗读课文，教室里不准学生说话。两人关系好，坐在一起，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弗蒂妮非常讨厌同桌——矫情的艾尔皮达。那女孩写字时，总是用手遮住。在弗蒂妮看来，那么小心保护字母，唯恐别人看了去的做法简直匪夷所思。因为和她同龄的孩子都在学字母，字母根本不“属于”任何人。

“干吗这么神神秘秘的？”她打破沉默，直截了当地对同桌悄声说。这种大胆作风是从哥哥那儿学来的。艾尔皮达没搭理她。

与此同时，吉阿尼斯则成了同桌的出气筒，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其实，“共用”课桌并不能恰当描述他们俩的情况。那个叫帕诺斯的胖男孩霸占了桌子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空间，而且时常用力推挤吉阿尼斯，不是把吉阿尼斯挤出座位，就是将他的课本挤到地上。卡卡尼蒂斯女士总是斥责吉阿尼斯，怀疑他是故意捣乱。更糟的是，帕诺斯身上总是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天热时，那味道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

这所学校分为两部分：教室和操场。冬天，他们本该在操场上四处跑动，锻炼一下身体，但女孩们总是聚成一个个小群体，唧唧喳喳说

些闲话。男孩们则会踢足球，弄得尘土飞扬。整个第一学期，课外活动时，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总是避开别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有时愉快地聊聊天，有时也会用小石子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卡卡尼蒂斯女士在旁观察，心中气恼。这两个孩子不合群，而集体观念却是她煞费苦心要在学生中间建立起来的。只要一看见他们把头靠在一起亲密交谈，她就火冒三丈。

“当心虱子！”每当看见两个孩子的黑发几乎交叠起来时，她就会大喊，“当心虱子！你们坐那么近，会互相传染虱子！”

后两个学年，吉阿尼斯和越来越胖的帕诺斯被安排在前排，勤奋好学的弗蒂妮则被排在了最后。很多次，已经上课好几分钟了，吉阿尼斯仍趴在弗蒂妮的书桌边，旁若无人地和她聊着。对此，卡卡尼蒂斯女士总是视为眼中钉，她就不声不响地走过去，“邦”的一声巨响，把戒尺重重拍在书桌上。

“回你的座位去，帕帕兰博斯！”

要是在她教学生涯的早期，这把尺子会落在学生的屁股上或者手背上，留下一道火辣辣的红印。那红印往往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消散。她有些怀念可以施行体罚的旧时光。那时候，各种惩戒方法均有明文规定。孩子们腿上的红印子足以让他们长记性，但又不至于严重到放学铃响时还不消散。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小学毕业那年，卡卡尼蒂斯女士觉得自己终究还是没能教会他们守规矩。在她看来，循规蹈矩是孩子们步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基本前提。

“吉阿尼斯，”她用冰冷的口气对男孩说——近一年来，这孩子个头猛长，眼下几乎可以与她平视，“要是你没法按要求做好，那我有另一个办法让你记住这个教训。站到墙角去！面朝墙站好！手放头上！不许乱动，直到我发话为止！”

一连数小时，吉阿尼斯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忍受着炎热天气的煎熬。其他孩子都出去玩了，在院子的喷泉下大口喝水解渴，吃完自带的小食品，回教室继续上课。

他面对的墙上挂着一幅卡卡尼蒂斯女士挑选的人体解剖图，上面清晰地展示着人体的每块骨头、肌肉和肌腱。四个小时里，吉阿尼斯一直盯着那幅画，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会招来女教师的大声斥责。

疼痛从后背下方开始，逐渐延伸至双脚。他的双臂起初因为疼痛，不由自主地发颤，后来就没了知觉。右臂最终不听使唤，耷拉了下来，完全麻木了。接着左臂也垂了下来。

“帕帕兰博斯！手抱头！快点！”

手臂恢复了知觉，剧烈的刺痛随之袭来。他勉强再次举起双臂。疼痛和屈辱蜇疼了眼睛，但他努力忍住，绝不哭出来。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双腿发软，差点跪倒在地，右脚失去了知觉。

他踢了踢面前的墙壁，试图恢复知觉。“别乱动，帕帕兰博斯！要是再让我看见你这样，那你明天就接着站吧。”

放学时间到了，孩子们散去。弗蒂妮静静地坐在书桌旁。她知道，只有等老师发话，吉阿尼斯才能结束罚站。她想像往常一样，等他回家。

可她的等待更加激怒了女教师。要不是因为弗蒂妮，吉阿尼斯根本无须这样受罚。

“你们俩可以走了，”她气呼呼地对两个孩子说，“要是你们都能遵守规矩，我就不用这样教训你们了。”

终于等到老师开口放人，吉阿尼斯却发现自己一时半会儿还是动弹不得。过了好大一阵子，四肢才恢复知觉。弗蒂妮挽着他的手，默默地拉着他走出教室。

除这次之外，还有很多时候，卡卡尼蒂斯女士都觉得自己必须好好责罚一下这个学生。于是，吉阿尼斯每周都会在墙角站上好几个小时。

吉阿尼斯和弗蒂妮毕业的日子到了，他们的道别声中没有悲伤。这位女教师也很高兴送走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从不遵守她定下的“规矩”。

很多年过去了，吉阿尼斯和弗蒂妮在大学毕业后结了婚，并且也像其他年轻村民一样，在外地发展，从此很少返乡，即使八月份也不曾回来过。弗蒂妮做了律师，吉阿尼斯则接受专业培训，成为一名医生，后来专攻风湿病的治疗。

虽然工作时间很长，条件艰苦到几乎无法忍受，吉阿尼斯依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像希腊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当地政府削减开支，医院危机四伏，医生身心俱疲，常常累得病倒。

七月的一个周五下午，吉阿尼斯为一个请病假的同事顶班。如果是自己的班，他就会在开诊前浏览一下病人名单，但那天来就诊的都不是由他主治，所以也就没有了这必要。最后一位病号是个女人。

她吃力地拄着拐杖走进门来。腰弯得很低，所以看不到脸。不过她刚一落座，吉阿尼斯就认出了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虽然黑发已变得灰白，她的表情却一如从前。

卡卡尼蒂斯女士则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二十年的时光让吉阿尼斯脱胎换骨。小鼻子变得大而圆润，雀斑不见了，早前如丝般柔顺的直发开始打卷。在她看来，他只是一位能医治她的医学专家。如今，身体的剧痛让她彻夜难眠，而眼前这位医生则可以帮她摆脱病痛的折磨。她对医生这一职业充满了绝对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