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后来，他们两人一直躲在家里，直到地方当局下令砸开屋门，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过，即使当时人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我也还是认为他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他迟早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处无论碰上个什么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心里话（那些任凭宗教裁判所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的话。什么手铐脚镣、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对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从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那时却不行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倒霉的一生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进门槛，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现在看到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从他瞬间变化的神态中看得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保持着那种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以及他那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在等我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来谈什么惶惑不安，已经为时过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这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总是有准备的，上校。自己冒的险，心里都有底。真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有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