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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我们家闹得一团糟。大夫的死讯传来，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早就料到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死竟会使我们家闹得不可开交。我想，总得有个人陪我去办丧事吧，而这个人应该是我老伴儿，尤其是三年前我生了那场病之后，她就更没有理由不陪我去了。还有，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她翻腾写字台的抽屉，找到了那根银柄的小棒和会跳舞的娃娃。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玩具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天下午，我们拧紧发条，娃娃和从前一样伴着音乐声跳起舞来。音乐原本是挺欢快的，但在抽屉里放久了，现在声音显得喑哑、悲凉。阿黛莱达一边盯着娃娃跳舞，一边回忆往事。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噙着悲哀的泪水。

“你想起谁来了？”她问。

我心里明白阿黛莱达在想谁。喑哑的音乐声使周围的气氛显得越发凄凉。

“他怎么样了？”我妻子边回忆边说。也许往事又在敲打她的心扉吧。那八年里，每天下午六点他都出现在房门口，顺手把灯挂在大门的过梁上。

“还住在大街拐角，”我说，“活不了几天了，到时候我们得去给他料理后事。”

阿黛莱达默不作声，出神地凝视着娃娃跳舞。她对往事的追忆感染了我。我对她说：“我一直想知道，他来的那天，你究竟把他和谁搅混了？你弄了那么一桌子菜，分明是觉得他像什么人。”

阿黛莱达苦笑了一下，说：

“那天，他站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拿着娃娃。要是告诉你他像谁，你会笑话我的。”说着，她用手指了指二十四年前他待的那个地方。那天，他穿着一双齐整的靴子和一套类似军装的衣服。

我本来以为通过那天下午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之间就算言归于好了。所以今天，我对老伴儿说：穿上丧服，陪我走一趟吧。谁知娃娃仿佛依旧躺在抽屉里，音乐也失去了效力。阿黛莱达又伤心又沮丧，垂头丧气的，一连几小时待在屋里祷告。“发送他？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她说，“咱们的倒霉事已经够瞧的了，现在又赶上这个该死的闰年，就差来场洪水了。”我尽力说服她，告诉她我曾经严肃地答应过要办这件事的。

“不能否认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说。

“咱们才是他的恩人哪，”她说，“他救你的命，不过是在还一笔债罢了。八年啊，我们供他吃，供他住，供他干净衣服穿。”

说完，她把椅子挪到了走廊的栏杆边上，现在兴许她还坐在那里。悲痛和迷信在她眼上蒙了一层水雾。看起来，她是拿定主意了，我只好安慰她两句，说：“算啦。既然这样，我和伊莎贝尔去好啦。”她没有搭腔，还是坐在那里，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和伊莎贝尔走出家门的时候，为了讨好她，我说：“在我们回来之前，去教堂为我们祈祷吧。”听到这句话，她扭过头来冲着门，说：“我不去。只要那个娘儿们每礼拜二都来要走一枝蜜蜂花，我的祷词就一钱不值。”从声音里听得出来，她的心绪很乱，还在闹别扭。

“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只要白蚁没把椅子吃掉，我就在这儿坐着。”

爸爸停下脚步，伸长脖子，聆听着后屋里愈走愈近的熟悉的脚步声。他忘记了刚才要跟卡陶雷谈什么事。他拄着手杖打算转过身来，但那只跛脚使不上劲儿，差一点儿像三年前那样扑倒在地上。记得三年前，他踩在一汪柠檬汁上，滑倒了。只听得水罐子在地上的滚动声、木屐和摇椅的噼里啪啦声，还有孩子的哭声。他跌倒的时候，只有孩子在场。

打那时起，他就跛了一只脚，整整疼了一个礼拜，我们还以为好不了啦。后来，他那条腿变得僵直，走起路来老得拖着。这一回，眼看他要摔倒，镇长连忙伸手把他扶住，他才算站稳了。我想：他之所以要这样违拗全镇居民的意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关键就在这条废腿上。

从那时起，他大概就一直想着如何报答大夫的恩情。他说过，在走廊上跌倒时，他觉得仿佛有人从高塔上把他推了下来。当时马孔多只剩下两个医生，他们劝我们好好给他准备后事。我还记得，摔倒后的第五天，他裹在被单里，身体好像缩小了，瘦得和前一年去世的“小狗”一样。那一年，马孔多全镇居民捧着一簇簇鲜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排成悲痛的送葬队伍，把“小狗”护送到墓地。“小狗”躺在棺材里，还是威风凛凛的，可却掩不住被人遗弃的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后来，爸爸在卧室里辗转呻吟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也是这副神情。爸爸嘴里念叨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说是“八五”战争的时候，一天夜里，一位军人来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营盘，帽子和靴子上镶着用虎皮、虎牙和虎爪做的装饰。人们问他：“你是谁？”这位陌生的军人没有回答。人们再问：“你从哪儿来？”他还是不言语。人们再问：“这次打仗，你站在哪一边？”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军人仍然一声不吭。传令兵抄起一根燃烧的木柴，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才大惊失色地高声喊起来：“我的妈！是马尔伯勒公爵！”

爸爸满嘴胡言乱语，医生们吩咐给他洗个澡。我们给他洗了。到第二天，在他的腹部能够看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医生们说，最好还是准备后事吧，说完就走了。

卧室里一片寂静。寂静中，只听到死神扑棱翅膀时发出的缓慢、隐秘的声音。人到弥留之际，卧室里这种隐隐可闻的声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气。安赫尔神父给他涂了圣油以后，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一动不动地盯着药石无效的病人的清癯面庞。过了一会儿，时钟敲响了。继母要给他喝一勺水。我们抬起他的脑袋，打算把牙掰开，好让继母把调羹放进去。就在这时，走廊上响起了慢悠悠的坚定的脚步声。继母把勺子停在空中，嘴里停止了祷告，转过身去看着门口。蓦地，她的脸色发青，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到了地狱里，我也能听出来这是谁的脚步声。”这时候，我们朝门口望去，只见大夫站在那儿，站在门槛处，两眼盯着我们。

我对女儿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我扭过脸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还在大夫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支配的。无论是竭尽全力地抗争，还是像阿黛莱达那样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干，我们都没法抗拒这个至高无上的旨意。